顾娟

内容提要：“四相簪花”的典故流传至今，已成为扬州乃至中国文化中传奇而亮丽的篇章。扬州博物馆藏清代画家李墅绘制的《四相簪花图》扇面，就是对于宋代著名历史典故的再现。此图造型准确、赋色清新，用笔干练而生动，墨清丽而淡雅，兼工带写，神态毕肖，足见其人物画功底之深厚，堪称其山水人物故事画的代表作。

关键词： 李墅  扇面  四相簪花

李墅，字石湖，后作石壶，号野人、石甫、伯子、壶道人。清末民初画家，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生，扬州人，居常府巷内，为“扬州八怪”后裔。幼承家学，后拜王柘村为师，是王小某再传弟子，得陈若木、莲溪指授，集诸家之长，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皆能。翎毛、花卉、走兽、草虫，又工书法。据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载：“画家李墅，字石湖，又号壶道人，居扬州常府巷内。初学画于王柘村，拓村画摹新罗山人一派。传自王小某，石湖为小某再传弟子。后于陈若木精研宋、元笔法，画学益进而上之，声誉日起。扬州画师初推王小某，王小某以后推陈若木，陈若木以后推李石湖。”[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30页。]

扬州博物馆藏《四相簪花图》扇面（图1），为清代扬州画家李墅的代表作之一。馆藏这幅扇画，描绘的是宋代“四相簪花”的典故，堪称李墅山水人物故事画的代表作。画面构图丰富，造型准确、用笔干练而生动，墨清丽而淡雅，兼工带写，神态毕肖，足见其人物画功底之深厚。画面场景用矮墙分割成两部分。左侧，三人头簪芍药，围桌而坐，所着官帽与官服各异，点出各自的身份。据画中题识，其中手持酒杯正欲畅饮者，应是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背对画面者侧首右视，将观者视线引往画面右侧：一官员刚刚赶赴宴席，侍女为其簪戴芍药，小童为其敬献美酒。四周垂柳翠竹、苍松碧草，点明了春末夏初的节候特征。整个画面工笔重彩，十个人物的姿态神情皆生动传神。人物面部晕染细腻，衣纹线条飘逸流畅，浓丽的色彩恰到好处地勾画出宴席间欢畅明快的氛围。

（插图 李墅《四相簪花图》扇面）

题识：韩魏公守广陵日，郡圃开金带围四枝，公选客具宴以赏之。时王圭为郡倅，王安石为幕官，皆在选中，尚缺其一公，谓今日有过至，即使当之。暮报陈太傅升之来。明日遂开宴折花插赏，后四人皆为首相。济川二兄大人指正  弟李墅

钤印：石湖（朱文）

一、源远流长的扇画艺术

扇面书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史料有载，宋、元时期，扇面书画极为流行，名作精品不少，其中不乏大气之作。而宋代以前的扇面书画，多在圆扇面上开展，真正将扇面书画艺术推向极致的是折扇面。

明清时期，折扇书画艺术开始盛行，明代“吴门四大才子”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他们技艺全面，无一不是扇面书画艺术的高手。

到了清代，扇面艺术更是登峰造极，文化人都喜欢在扇上舞文弄墨，使扇面书画艺术在中国大放异彩。“清初四王”、“金陵八大家”、“扬州八怪”等，无不在这一艺术领域纷争夺冠。

在这样的艺术大环境下，作为“扬州八怪”后裔的李墅，自然表现出对扇画艺术的极大热情。

扇面画的内容非常广泛，神话故事、人物动态、峰峦叠石、曲溪流水、村舍楼阁、闲草野花等皆能入画。

李墅，是扬州人，“四相簪花”的典故在扬州家喻户晓。将这一故事作为扇画的表现内容，也是对家乡的美好颂扬。

二、“四相簪花”的故事

四相簪花，是北宋时期的典故，最早出自于曾做过扬州司理参军的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说的是一种名叫金缠腰的芍药花，被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剪下，插在了他宴请的四位宾客头上，后来四个人先后做了宰相。

扬州芍药与洛阳牡丹齐名。相传韩琦在扬州任职期间，官署后园有株芍药一枝分四岔，每岔各开一朵花，上下红，中间夹一圈黄蕊，俗称为“金缠腰”，又叫“金带围”。据说这种花开，城内就要出宰相了。韩琦想邀请三位客人一起观赏，以应四花之瑞。在扬州作客的王珪和王安石都接受了邀请，另一位官员因病不能前来，临时换了路过的朝官陈升之。四人聚会，各簪金带围一朵。此后三十年中，果然四人都先后当上了宰相。

三、“四相簪花”文化传承

“四相簪花”的佳话，后来还被文学名家所提及，如宋人陈师道《后山丛谈》、阙名《墨客挥犀》、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等著作中均有记载。宋陈师道《后山丛谈》卷一载文颇为详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三引《东皋杂录》，称此花为“腰金紫”，宋苏象先《丞相魏公谈训》卷十称此花为“重台紫花金束腰”，宋阙名《墨客挥犀》卷一称此花为“金腰带”；宋蔡儵《铁围山丛谈》卷六同，只是说过客是吕公著，并且说这个故事是听吕公著本人讲的：“维扬芍药甲天下，其间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缘者，名‘金腰带’。金腰带不偶得之。维扬传一开则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盖数数验。昔韩魏公异之，乃宴平生所期望者三人，与共赏焉，时王丞相禹玉为监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乃将宴，而一客以病方谢不敏。及旦日，吕司空晦叔为过客来，魏公尤喜，因留吕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带。其后，四人果皆辅相矣，或谓过客乃陈丞相秀公，然吾旧闻此，又得是说于吕司空，疑非陈丞相也。”这一佳话还有见之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三》；明代杨臣铮、萧良友著的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中有“韩琦芍药，李固芙蓉”条，更使“四相簪花”家喻户晓；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八·虞美人现瑞兆》附录《金带围》。在元末的一三六0年，江南昆山顾瑛家的春晖楼前，盛开的芍药中就出现过一枝“金带围”。顾瑛集其友七人，置酒于楼上，插“金带围”于瓶中，簪花赋诗，仿佛三百年前韩魏公故事重演。参与宴集的岳榆曾有诗及序述其始末。 

清初有两个扬州人，有感于韩魏公宴客插花，一个是在福建做过布政使的汪楫在《拟韩魏公宴客插花歌》写道：“花须历乱沾须眉”；另一个是王士祯的徒弟宗元鼎在《赠别王阮亭司李》中写道：“芍药昔簪才子鬓”，他还写过《拟韩魏公扬州芍药圃宴客歌》。王氏家族昔有一副著名对联：“碧纱笼护诗人草；金带围开宰相花”。上联典出唐代王播，显达为相后，寺僧以碧纱笼护其孤贫寄食时题于寺壁之旧作。下联记载了“四相簪花”的故事。 

乾隆下江南时将“四相簪花宴”带入京城，成为满汉全席的重要系列。 

当代武侠大家金庸著的《鹿鼎记》中扬州布政司慕大颜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韦小宝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可见“四相簪花”佳话流传之广。 

不但文人骚客时常提起“四相簪花”的佳话，而且艺术家也时常将“四相簪花”作为题材。最著名的当属“扬州八怪”之一黄慎曾作过《金带围图》扇面，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那是雍正二年（1724年），黄慎于“纳凉时节到扬州”。扬州，这座“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 商业繁盛的城市，文人荟萃，画家如林。黄慎与许多扬州名画家交往密切。黄慎在扬州作的第一幅画就是《金带围图》扇面。黄慎一到扬州就画这样一幅画，不为无因，无疑是结好扬州人的一份见面礼。后来他还画过一幅《韩魏公簪金带围图》（现藏扬州博物馆）。 

福建宁化人许舟于乾隆丙寅（1746年）作《世代簪花图》。上海宝山(今属上海)人钱慧安作《簪花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耸立两株青松，虬枝盘折，古藤披垂，气势非凡。松下湖石峻峭，芍药盛开。此图似是取意韩魏公邀客品赏芍药名品—金带之轶事。据说“此花开者，城中必出宰相”，后果如此言，品 赏此花的人，后皆入相。此画用笔工整，以钱线描写衣纹，人物神态各异，均有生意。色彩古雅，韵味高远。 

清代苏绣名家赵慧君所绣《金带围图》，纵高72厘米、横宽30厘米，由上海博物馆收藏。题材是折枝芍药，花枝约占整幅面积五分之一左右，余为题字、印章。绣面有画家、名人程庭鹭、吴大澄、张愿令等三十五人边款题跋。清末的通俗瓷画师、安徽新安郡人俞子明曾制一笔筒《四相簪花》。 

如此众多的艺术家钟情于“四相簪花”佳话也是迎合普通民众追求荣华富贵的心理。

作为扬州人，李墅自然对“四相簪花”这一典故十分熟悉，虽以相同的题材入画，但李墅却并未像普通民众一样求富求贵，而是凭借宽广的画路和娴熟的技艺，表达出一种平淡天真、率意自我的清新脱俗之感。

李墅集诸家之长，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皆能。其山水画，宗法宋元，力追四王，“得之象外”，“萧散简远”，墨色深厚，构图多变，且比较理性；花鸟画既能小笔勾描，又善大笔挥写，其作品常能用小写意格局，展现大写意的气韵和墨韵，兼取工笔和没骨的细致入微及丰富色泽；人物画传承新罗、小某法，造型准确、用色清新，用笔干练而生动，墨色清丽而淡雅，兼工带写，神态毕肖。 

此件《四相簪花》扇面，虽为方寸之作，但小中见大，意境深远，虽构图严谨，但画法多样，形象生动，色彩明快，体现了李墅在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