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果

公众考古与博物馆社教工作结合的思考


张敏 扬州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容提要:考古学在传入中国后经过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蓬勃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传统。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的是,在如何将考古学成就与公众相结合的问题上,一直是我国考古工作的薄弱环节。而博物馆在社教工作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将考古的大众化与博物馆的社教工作结合在一起可能是现阶段进行公众考古最有效的做法。结合一些实践案例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摸索出更加有效的公众考古工作模式,使之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公众考古、博物馆、社会教育



一、 什么是公众考古

考古学是通过调查、勘探、发掘古代人类遗迹遗物对古代社会进行研究。就传统的考古学定义而言,考古学就是一门严肃的人文科学。近代考古学诞生于欧洲,其诞生之初为欧洲文明进步提供了扎实的学术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事业迅速发展,各考古所的工作使命就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应用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内的各种方法,并结合古代文献,揭示史前及各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文化遗存的内涵、特征、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对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和规律。考古学在此时所关注的对象与公众的日常生活联系并不紧密。考古学的形象在最初的自我定位时就被设定为“象牙塔中的学问”。

公众考古学相关内容的思考在西方大致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这与西方当时社会背景相关,此时的西方社会正处于经济繁荣阶段,工业发展、城市扩张,公众对文物等珍贵物品购买力增强,使得对遗址的破坏,对文物的盗掘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因此,西方学者就需要对考古学本身的范畴进行思考。公众考古学以一专属名词出现是在1972年英国学者Mcginsey的同名著作《公众考古学》中,对于这个词汇的解释就是依托公众力量来保护考古遗址和减少对遗址的破坏。

借鉴国外公众考古的相关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公众考古的定义给出了通俗的解释:公众考古学就是考古学的大众化,其核心思想为考古学利益相关者(publicstakeholder)、“交流”(communicati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公众考古学所采用的“公众”(public)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公众”与“公共”两层意思。[、2 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学》,《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与考古学利益相关的就包括考古相关单位的人员和作为对考古材料享有知情权的纳税人即公众;交流本身则是一个互动过程,公众将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而考古学者则需要将自己的发现已公众可以接受的语言表述出来;解释不仅包括考古学家对考古工作目的和意义的解释,还包括对考古学资料和文化遗产的解释。在经过考古学解读之前的考古资料和文化遗产只是一种自在的东西,人们并不能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

而国内最早提出将考古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则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他说:“一、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了成不了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二、考古是科学,真正的科学需要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大学问,不是小常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也不成,科学化与大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 单霁翔:《试论新时期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趋势》,《南方文物》2009年1期,第9页。]由此可见,所谓公众考古在中国就是要将考古学研究的内涵普惠大众,让公众共享考古学成果,在潜移默化中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成为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与保护者。

   

二、为什么需要公众考古

在如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并没有与精神发展同步,社会矛盾的突出就彰显出人文关怀的重要。由于考古学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自身的反思,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为终极关怀的人文学科,考古学本身不能解决现实中人们对吃喝的追求,但是,科学不能也不应该通过怎样满足生存需要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并强调自己的主体价值,追求人生更高的目的和意义,寻求更多彩的生活和信仰。因此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考古学也同样适合满足人们具体的情趣要求,适合表达更加抽象、多元化的文化内容。[、5 、10宋建忠:《考古学研究(九)》下(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大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文物出版社,2012年4月。]便很自然的被要求面向公众、走近公众,成为公众主体价值实现的一个绝佳的契合与落脚点。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公众考古的话题逐步引起了中国考古学者的关注。公众对考古专业、考古行业多缺乏真正了解,他们对考古的认知基本都是来源于电视、书刊、网络的非科学性描述。[]因此公众需要接受正确的教育来理解考古学,而公共考古学的角色就是建立公众对专业考古工作者的信任。[ 尼克·麦瑞曼(美)著,周晖译,方辉校《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南方文物》2007年2月。]可见苏秉琦先生的话可谓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这就需要将考古学大众化,把被视作神秘的或存于象牙塔中的考古学向社会普及,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曾说:“公众考古学不是考古知识普及的考古学,也不是为文物保护而暖场子的考古学,而是推动学术、文化、社会乃至思想变化的考古学。考古学如果一味地隅于专业和纯学术领域,或者只把普及考古知识、文物保护以及满足公众的好奇心甚至八卦野趣作为目标,而不参与文化、社会和思想共建,不推动民主进程的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公众考古学,至多只能算非高端意义上的一般般的公众考古学。”

现实在一般公众看来,考古学及从事项工作的考古人均带有一丝神秘色彩。他们对考古学艰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和繁琐枯燥的数据敬而远之,又充满疑问和好奇。而大多数考古学家因业务繁重、报告整理压力大而无暇顾及公众的疑问和需求。也正是这样有意无意的内外因素,考古学逐渐将自己与大众隔离,陷入“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境地。

每一位亲历过考古一线与围观群众接触过的考古同仁肯定都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话:“考古就是官方的盗墓”;“考古就是挖坟掘墓”;“你们挖的这些宝贝那些比较值钱?如果没有价值(此处应理解为值钱与否)还有挖的必要吗?”云云。这些话语的背后就可以看出公众考古的重要性,因为说出这些话的人的脑海中就没有科学意义上的考古概念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意识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导作用。那么在全国基本建设如火如荼进行的时代背景以及考古从业人员数量少等一系列现实因素下,要没有正确“考古观”和“文化遗产观”的公众主动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当中显然不大可能。而且从考古就是挖宝的观念指引下,“你考得我就挖得”甚至会成为不明真相群众对古代文化遗产破坏的内在动因。

如果我们单纯的把近些年来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归罪于经济发展、大众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淡漠的话,是不公平的。公众本身对于自身历史是很好奇的,他们对于文化遗产等知识的追求表现的只是渴望的程度不同而已,以前受制于接受知识普及渠道较少的原因而不能让大多数人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这说明之前文物考古工作在宣传普及上是存在问题的。随着资讯的发展,如何更好的在于公众的交流中去影响更多的人主动保护文化遗产,就成为了文物考古部门的新课题。 

    可见,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和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内外因双重因素影响下,考古学要面向公众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我们提出“公众考古”原因。


三、公众考古的现状与问题

据统计目前国内进行过已公众考古活动的考古专业单位就包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山西大学文博学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各单位主要针对考古遗址单项进行展示,或者组织考古夏令营活动,组织营员在一定地域内参观遗址,倾听一线考古工作者的讲解。并组织志愿者培训后为更多的人服务。与之对应的则是博物馆将田野发掘的模拟搬进室内,对参观者展示体验。

就二者的反应来看,考古部门组织的活动现场感强,活动贴近最真实的考古田野活动,参与者与长期处于一线的专家学者接触,能够体会到考古活动的最真实一面。但问题也较为明显,考古部门业务量较大,地段一般十分偏僻,在参观人员组织,公众参与面,参观者安全,以及如何保护遗址不被好奇的参观者无意识破坏等方面都会耗费组织者大量精力。也影响到考古业务部门的同志组织相关活动的热情。而且参与者的数量会大打折扣,这就影响了知识普及的效率。

博物馆与考古学有着天然的关联,考古发掘所得实物资料包括图片、文字、实物都需要通过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以更加直观的形式向观众进行展出。而且博物馆本身就是作为面向大众的平台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博物馆是考古学大众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一个不可或缺的媒介。同时,与其他途径相比,博物馆在促进考古学的大众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首先,博物馆是社会公认的收藏展览机构,以收藏展出历史文物为主要目的,其展出的展品直观、真实,是最原始的实物资料。

其次,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构。博物馆所举办的展览尽管仍然存在简单化倾向等一些缺点。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这样“简单”的展览,也是建立在对展出文物有科学的研究基础之上的。

再次,博物馆是公益性机构,不以赢利为目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避免因商业化的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 李春华:《博物馆与公众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007版。]

博物馆所拥有良好的场馆设施,舒适的环境,专门的讲解人员,而且其教育功能具有广泛性,正在逐步成为全社会的终身教育基地,其在教育方面的使命不是完成特定人群的精英教育,而是在于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和文化素养,它的教育对象涵盖所有社会成员。[ 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这些条件都是具有很强专业性的考古部门所不具备的。

博物馆的考古田野模拟体验,则解决了上述考古部门在现场所遇到的问题,虽然在真实性上不如考古一线,但随着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的引入,使现场的环境和气氛不再是问题。而且模拟展示的场所是可循环使用,并可根据需要模拟的地层、灰坑、包含物等要求进行调整,这是考古现场无法比拟的优势。


四、博物馆在进行公众考古教育上的意见参考

进来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各博物馆开始在如何更好进行社教宣传上下工夫,并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如扬州双博馆在对“中国雕版印刷展”进行推广时就有意识的进行受众遴选,时间调配,并根据实际情况在策划时采用流动展览、亲子体验、公益讲座等多重手段推介。[ 王潇潇:《传播知识 教育公众-扬州博物馆社教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江淮文化论丛·第二辑》,扬州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这些也对在与博物馆合作中推进公众考古工作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博物馆的上述功能对于公众考古的开展而言是非常有启发的。通过对各单位组织公众考古的情况来看,考古所等专业单位在组织公众考古上还是有先天不足,首当其冲的就是在宣传组织上人力、物力和注意力的偏向。就目前国内考古田野工作和发掘资料整理的情况来看,考古所所能分出的公众考古力量有限,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向公众宣传的力度。但是就宣传和教育的功能而言,博物馆则体现的更为专业,包括在展馆、人员、工作重心等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并且诸多博物馆多开展了田野考古体验的的模拟活动,这就为公众了解什么是考古,什么是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公众考古的推广上,考古业务部门与博物馆进行合作是必然趋势。

根据现阶段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对参与者进行的调查来看,他们对考古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参与公众考古的绝大部分都是出于好奇的目的,有一部分认为参加公众考古活动可以近距离接触“宝贝”,丰富“鉴宝”知识,了解发掘内幕等,造成关注点错位。[]因此博物馆在开展公众考古活动的时候,就应当找住症结,针对性的开展活动,从扭转公众意识当中对考古的误解为切入点,让所有参与者明白考古不是挖宝!考古不是鉴宝!考古更不是盗宝!

结合现阶段扬州双博馆设立的考古体验区来看,模拟的是一个4x4的探方作业范围,内铺沙子,装有磨去棱角的瓷片。反应出设置者对细节的关注和服务意识。但笔者认为在进行田野模拟上应当给予参与者一个完整的田野考古流程。地层学和类型学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双翼,当用简练有效的手段告诉参与者。在模拟的试验场中,可用不同颜色的土或沙分层铺设,内填陶片和模拟的“宝贝”。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发掘、登记、装袋。在之后要让公众模拟进入研究环节,根据自己发掘出来的陶片和“宝贝”做出选择,让大家明白对于考古学家而言,陶片的研究价值远大于所谓的“宝贝”。并帮助参与者给所出土陶片进行分型定式,如条件允许可以结合多媒体手段介绍在每一种考古学文化背后的文化交流是如何体现在破碎的陶片之上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参与者对考古的理解,考古学家的“宝贝”就是那些平常人看起来不重要的“破瓦片”。同时,这些瓦片最好设置成可拼合成完整器物(如鼎、豆、壶、觚、爵、斝等时代特征明显的器物)的若干部分。在发掘完成后趁热打铁,让参与者进行拼合。在进行讲解时当注意与受众的生活紧密关联,拉近参与者与文物的距离。

还当应用考古工作的品牌效应。随着近几年新闻媒体的参与,公众接触到的考古案例越来越多。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比也让公众的目光向考古工作汇聚。这正是一个绝好的契机。以扬州为例,隋炀帝墓的发现让扬州市民对文化遗产的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对考古与博物馆工作者来说是普及考古知识绝好的机会。考古所可以与博物馆合作,将课堂开设在现场,除去参观之外,将各项田野发掘工作进行过程请工作人员参与演示。将考古工作的科学严谨的作风告诉参观者。要让参与者明白考古与盗墓这种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不是一种行为在不同状态下的两种表述,而是从本质上就有着不可调和的正邪之分。


五、小结

综上所述,公众考古的发展是考古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公众考古在考古学中正式开始操作的时间并不长,还有很多方法有待完善。从事考古专业工作的文物考古部门对考古的大众化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但由于近些年来,基本建设的兴起,基建考古占用了考古所大多数的精力。要开辟出公众考古的新路径,与肩负社教职责的博物馆联合是极为有效的方式。博物馆在与公众交流沟通时,应当多以文化遗产保护、文物知识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出现,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批人。并且在讲解人员或讲座人员的设置上,可以与考古所合作,由专业考古工作人员结合一线田野经历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案例向广大公众推广,以图做到让参与活动的公众认识真正的考古,并由他们去影响身边的人,使公众考古成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

博物馆在社教工作的职能定位就决定了其必然在公众考古的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这一点在长期以来并未形成考古所与博物馆的合力,两家单位各自为战,并未在对外普及上形成合力。但欣慰的是,博物馆界已经认识到自身在文化沟通、传播方面所起到的功能,如果博物馆界将社教的重心普及文化遗产、普及考古知识,与考古工作者通力合作,必将有利于促进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互动,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联系,既有利于公众考古学的建立,也有利于博物馆社教工作的展开。

本文所提观点,是结合一些实践案例所作的浅显认识。特别在写作过程中与扬州双博馆王潇潇女士进行了交流,王女士长期从事博物馆社教一线工作,经验丰富,在交流过程中另笔者获益良多,特此谢忱。在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上多种手段的应用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还请方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