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果

长江中游地区对中原早商文化的认同和接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李彦峰


摘  要:二里岗时期,是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向周边地区辅散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长江中游地区受到了中原早商文化的强烈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区与中原核心文化区的关系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本文通过分析该地区典型陶器及青铜礼器,来揭示当地居民在物质生活层面和青铜铸造技术层面对中原地区商文化的认同和接受情况。

关键词:长江中游  中原地区  早商文化  接受


自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就开始从其核心分布区向四周地区扩散传播。就目前资料来看,中原地区文化大规模南传应该始自二里头文化三期。二里头文化的南传,终结了南方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本地文化独立发展的轨迹和模式,开启了伴随中原地区文化变迁节奏而发展的新阶段[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的向南方传播》,《考古》,2011年10期。]。

商汤灭夏,商王朝开始统治以郑州、安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并且随着商王朝势力的不断壮大,商文化也随之向四周传播扩散。从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一个以商式青铜礼器为动脉的礼制网络体系便已经形成,其地域之广阔,涵盖了整个商王朝并穿越周边实体,且运行良好[ [美]杨晓能 著,唐际根、孙亚冰译:《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三联书店,2008年,第338页。]。中原商文化向四周传播扩散过程中,早商文化的南传显得尤为突出。目前学界认为,商王朝的铜矿资源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长江中游地区,可见,向南的扩张对重礼的商王朝尤为重要。

自早商以来,中原早商文化的南传对长江中游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刺激和影响,使长其成为商文化的直接分布区或文化传播的媒介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商文化与该地区的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为了揭示中原商文化对该地区文化的影响及变化,本文拟从陶器等物质生活层面和青铜礼器及铸造技术层面进行探讨。

一、物质生活层面

能够反映物质生活层面的影响和变化的最直接、最明显的证据非出土陶器莫属。陶器是当时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使用的最为广泛的器类[ 栾丰实、方辉、靳桂云 编著:《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2页。],陶器具有出土量大、变化速率快、变化幅度大等特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在中原早商文化中心区和南方地区最为常见的生活陶器是以鬲为代表陶器群。长江中游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都是以釜、鼎等为主要生活器具,然而到了夏商时期,在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陶鬲逐渐成为了主要炊具。早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内早商文化遗存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陶鬲。通过对这些陶鬲进行对比分析后可以分为两大类:典型商式鬲和变体鬲(图1)。典型商式鬲形态上具有长体、似方唇、联裆、柱状足等特征,质地上多为夹砂灰陶,表面饰绳纹。该类鬲在盘龙城、荆南寺遗址发现最多,其特征和郑州地区二里岗遗存中所见同类器有极其类似。该类器在长江中游地区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商人南下后自己制作;二是当地人群对商式器的模仿,典型商式器出现的背后是商人技术和制陶风格的体现[ 豆海峰:《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变体鬲,顾名思义就是早商文化来到南方地域并取得一定发展后,在吸收了当地文化因素后而产生的一种和典型商式鬲有所区别的类型。该类型的鬲大致从二里岗上层时期起开始出现,体型大致呈方形,平折沿、微鼓腹、裆略弧或趋平或,在盘龙城和荆南寺遗址外较多发现外,铜鼓山、意生寺等长江中游地区早商遗存中都有发现。该类鬲是在盘龙城类型得以初步发展后并对周围地区产生影响的结果。时间上该类鬲主要见于二里岗上层至白家庄期,晚商阶段几乎没有。另外,典型商式鬲在经过盘龙城的中转传播到澧水流域等地后也产生了新的变体。诸如石门皂市商代遗存中的鼓腹、裆高的釜形鬲就是本地传统因素和商文化因素融合的产物。这些鬲在中原地区都找不到具体的原型,但均为夹砂灰陶、表面饰绳纹、锥状足的特点还是继承和延续了中原地区的风格和传统。

结合长江中游地区商代遗存的年代分析,不难发现,陶鬲在该区域的分布和扩散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二里岗下层时期的陶鬲与中原地区保持着较高的相近性;到了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出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陶鬲,与中原地区陶鬲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终到殷墟一期及以后,这些在中原早商文化影响下而出现的陶鬲基本消失不见。


中原地区陶鬲 1            2              3            4             5            6

南方地区商式鬲     7           8         9          10         11            12         13

南方地区变体鬲   14           15         16           17         18           19          20

图 1:长江中游地区陶鬲与中原地区陶鬲对比图

1、郑州商城C1.1H142:53;2、郑州商城C5.1H150:12;3、郑州商城C5.1H151:6;4、二里岗H17:18;5、二里岗H9:36;6、偃师二里头VH73:53;7、盘龙城PWZT85⑧:4;8、盘龙城PWZT71⑦:5;9、荆南寺H13:7;10、荆南寺H14:2;11、盘龙城PYZT35:8;12、荆南寺H14:7;13、皂市78:314;14、盘龙城PWZT86⑤:19;15、盘龙城PWZT80⑥:1;16、荆南寺H17:13;17、意生寺T1④:10;18、铜鼓山T13④:16;19、皂市M5:6;20、神墩85J2:1

除了陶鬲外,大口尊、爵、斝等中原商文化典型器物也都在该地区早商时期遗存中有所发现。通过这些典型商代器物以及变体器物,可以直观地考察早商文化对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影响,正是由于进步的中原商文化因素的到来,使得长江中游地区考古学文化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然而到了殷墟一期,随着盘龙城城址的衰退,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向北退缩,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控制力严重削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商文化因素的陶器所占比例降低甚至消失,地方土著文化因素趁机发展并强大起来。诸如典型商式鬲、大口尊、爵、斝等都逐渐被鼎、釜、折肩罐等地方性器物取代,即使有一些商式变体器物存在,但其所占比例也极少。这种情况在该地域内主体年代为晚商时期的周梁玉桥文化、费家河文化及吴城文化的中晚期遗存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中原地区早商文化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在物质层面的体现可谓是来的迅速,去的也快,这和早商政权对南方地区的控制方式是分不开的。早商政权在南方地区的统治是通过在一些交通位置极其重要的地方建立所谓的军事据点,然后控制其周围的交通路线和矿藏点,形成了一种以“点”带“面”的基本格局。但是,因为山川、河流的阻隔,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的“面”与中原地区的“面”并没有连成为一个整体,在“面”与“面”之间应该还存在着商文化势力未深入的“荒地”[ 宋叶:《殷商区域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这样的管辖方式就造成了商王朝势力北退之后,原来存在并被压制的地方文化因素就迅速发展并壮大起来,同时抛弃商人带来的陶器制作风格和传统的结果。

二、青铜礼器层面

长江中游地区虽然在商文化势力北退之后,摒弃了中原先进文化带来在物质生活层面上的影响,尤其是在陶器的使用传统上,但是却接受了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传统并在其后的发展过程在结合了自身因素的基础上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吸收和学习了中原早商文化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作为材质珍贵且有较高技术含量的青铜礼器的向南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江中游地区人群在精神观念层面上对其的崇尚。

在中原地区,早商时期的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化较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并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这促成了许多地区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长江中游地区的青器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就目前资料,该地域内发现早商时期青铜器最多的遗址是盘龙城遗址,通过对盘龙城遗址群出土的铜进行观察可以发现这些铜器和中原地区所见铜有较多的相似性。在器类构成上,容器多以鼎、爵、斝、觚、尊、盘等。墓葬出土铜器组合方面与中原地区一致,在纹饰装饰方面,同样继承了中原地区常见的兽面纹、夔纹、云雷纹等。除盘龙城遗址群外,还有荆州荆南寺遗址M26内出土铜斝、戈、钺、刀等器[ 荆州市博物馆:《荆州荆南寺》,文物出版社,2009年。],石门皂市遗址还发现了小件铜器及炼铜遗迹及石范[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2期。]。有学者指出:“中原青铜器的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对长江流域青铜器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决定意义。除少数起源于当地的地方性器物外,长江流域出土的绝大多说铜器的器型和纹饰等都来源于中原。即使是那些起源于当地的器物,铸造技术仍应是来自于中原[ 施劲松 著:《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99页。]。”可见在早商时期,中原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随着早商文化的南渐而到来,由于刚开始商王朝对青铜技术对外严格保密[ 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高崇文、安田喜宪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该地域内的青铜器仅在商王朝直接控制的据点及其附近有所发现。这表明此时期南方地区的青铜铸造虽然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和刺激,并因此开始铸造青铜器,但还只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也没有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到了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然而商文化势力在该地区全面退缩,其分布范围比早商时期大大缩小,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很快显示出较强的独立性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甚至超过中原地区青铜铸造水平。

据目前考古发现,长江中游地区所发现的青铜器多属于殷墟时期。该地域内发现晚商青铜器最多的是湖庭湖—湘江流域及鄱阳湖—赣江流域。自从建国以后,在湖南境内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总数多达400多件(包括少量可能属于周初的器物)[ 何介均:《试论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及商文化向南方传播的几个问题》,《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90页。],出土地点几乎遍布全省各地,其中湘江流域出土数量最多。施劲松先生通过对湖南出土青铜器的器类、型式及纹饰等进行分析,将其分五期,其中第一期相当于中原二里岗至殷墟之间,第二期相当于殷墟一、二期,第三期相当于殷墟三、四期[ 施劲松 著:《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48—149页。]。第一期大概是商文化传入和地方文化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所见青铜器相对较少。到了第二期以后,青铜器数量开始大量增加,且地方性器物十分丰富。湖南商代青铜器在器类上多为青铜礼容器和礼乐器,品种有鼎、尊、簋、提梁卣、鸮卣、方卣、瓿、爵、铙等。在器物造型上同中原同类器相似,纹饰同样以云雷纹底纹的饕餮纹为主,但同时还表现出一些地方特征,如多动物造型的铜器,有象尊、牛尊、虎食人卣及四羊尊等。青铜兵器和农具发现较少,其中戈、镞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相似。这些情况似乎可以说明,湖南地区在早商文化南传的大背景下,吸收和学习了中原地区带来的先进青铜铸造技术的基础上,在结合自身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来型式复杂的青铜礼乐器,虽然包含了一定的自身特色,但还是反映出了其对中原礼制的认同和接受。

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商代青铜器主要发现是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新干大墓共出土青铜器475件,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五类,其中礼器48件,乐器4件。礼器包括鼎、鬲、豆、簋、罍、壶、卣、瓿等[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关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报告和施劲松先生都一致认为其年代从二里岗时期一直延续到殷墟二期。在文化面貌上,新干铜器中,有一部分礼器和中原同类器完全相同,如弦纹锥足鼎、兽面纹浅腹锥足鼎、柱足鼎、分档锥足鬲、三足甗等。其余的的要么是在器形和纹饰上与中原铜器有一定差别,要么完全与中原地区不同。总的来说,新干青铜器的器类基本上都见于中原。另外,在吴城遗址中曾出土过铜渣和石范,说明这些青铜礼器基本上是在当地生产的。

三、结语

与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普遍使用的陶器不同,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基本上脱离了日常实用器的范围,而成为了一种宗教或者祭祀活动的道具。根据出土情况不难发现青铜礼器只被少数人占有,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在古代社会,青铜礼器主要是一种政治工具,是商代政治礼乐制度的物化形式,具有浓厚的上层建筑色彩,属意识形态产品,在其背后是特定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和政治理论[ 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制文化圈”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32页。]。在早商时期,随着早商文化南渐的不断深入,南方地区不但接受中原地区日常生活中的陶器传统、生活习惯等,还接受和认同了中原地区的礼制层面的精神文化,同时还吸收和学习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到了殷墟时期,中原商文化势力大规模北退,南方地区遂放弃了因商人到来而带来的表现在陶器等大众生活层面的传统,却在认同了中原的礼制和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的基础上,利用当地丰富的铜矿资源,铸造了大量的青铜礼器。这些铜器要么模仿中原地区,要么在融入自身文化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创新。可见,早商文化南渐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在物质层面上是表面的、暂时的,而在精神层面的礼制却是深层次、长远的。和南方地区相似,在中原文化区的西南、东南、东部、西部、及北部的周边地区都有着相似的情况,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的概念[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