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果

迷楼:叙述·认知·再叙述

——一个典故的流传及其周边

扬州唐城遗址博物馆  余国江

内容提要:迷楼是与炀帝有关的典故,出现在诗、词、赋、小说、类书、方志等文学与历史领域。在叙述与认知、认知与再叙述的过程中,迷楼的本来面目逐渐被模糊和淡忘,根据需要而割裂地出现在各种语境之中。迷楼的流传过程含有两个趋势:一方面,文学中的迷楼由讽喻古今政事的载体转为风流之所,与典故本身渐去渐远,另一方面,史学中的迷楼因方志的编纂而不断坐实其所在,意欲接近典故的历史真实。

关键词:迷楼  典故  叙述  流传

一 诗文中的迷楼

迷楼,据传是隋炀帝巡幸扬州(江都)时所建造的行宫;炀帝诏选稚女居于其中,纵欲穷欢,流连不返。后人提到迷楼,总是不禁联想到炀帝淫佚迷乱以致亡国,治乱兴废与物事风流,产生无限的感慨。作为与炀帝有关的典故,迷楼并不见于《隋书》、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隋唐时期的杜宝《大业杂记》、阮胜之《南兖州记》、曹宪《扬州志》等书的残编断简亦未提及。究竟是原有而后来散佚不见,抑或根本未曾有过,不得而知。直到隋亡一百余年之后,才在与炀帝或扬州有关的诗文中出现迷楼[1]。

闻说到扬州,吹箫忆旧游。人来多不见,莫是上迷楼。(包何《同诸公寻李方直不遇》)

……南幸江都恣逸游,应将此树荫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白居易《隋堤柳》)

江横渡阔烟波晚,潮过金陵落叶秋。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李绅《宿扬州》)

闻说到扬州,吹箫有旧游。人来多不见,莫是上迷楼。(贾岛《寻人不遇》,一作《寄人》、《寄友》)

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作黄河)一派流。……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一作何异)景阳楼。(许浑《汴河亭》)

岁在甲申,余不幸于春官兮,凭羸车以东驱。(阙)魏阙之三千兮,得隋家之故都。……慨余基之未平兮,曰迷楼而在斯。迷楼者何?炀帝所制。炀袭文后,天下无事。谓春物繁好,不足以开吾视;谓春风懒慢,不足以欣吾志。斯志既炽,斯楼乃峙。……吾意隋炀帝非迷于楼,而人迷炀帝于此,故曰迷楼,然后见生灵意。(罗隐《迷楼赋》)

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还待春风锦帆暖,柳阴相送到迷楼。(汪遵《汴河》)

……水调声愁,柳絮轻笼于夜月;迷楼香满,桃花自落于春风。鸢书过而急甚飞星,鸳枕稳而谁惊醉梦。……(顾云《武烈公庙碑记》)

青娥殿脚春妆媚,轻云里,绰约司花妓。江都宫阙,清淮月映迷楼,古今愁。(韦庄《河传》其一)

最早提及迷楼的,可能是包何的《同诸公寻李方直不遇》。其与贾岛《寻人不遇》,除了“忆”与“有”之别,实是同一首诗。该诗所属,历来存有争议。由于涉及到谁最先提及迷楼,所以有必要稍作分辨。从历代收录此诗的情况看,更多的人认为是包何之作。[2]明确认为作者是贾岛的两书中,《唐僧弘秀集》收贾岛(无本)诗四首,《行次汉上》、《马嵬》已见于五代后蜀韦縠编选的《才调集》,新增《寻人不遇》、《寻隐者不遇》,作者归属都有争论;《万首唐人绝句》为凑足万数,颇多滥收妄改,是众所习知的。再考察包何和贾岛诗的流传可知,唐人选唐诗,均未选录包何诗,后人对其诗的情况也不甚了解;而贾岛集所收诗在唐时约三百篇,其余为宋以后所补入,多杂有他人之作。此诗可能即是如此,由少为世人所知的包何之作误入贾岛诗集。总之,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贾岛的可能性,但将其归为包何之作似乎更为妥当。如果为贾岛之作,则最早提及迷楼的是白居易的《隋堤柳》,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

以上诸作,因为是诗文,所以涉及迷楼的信息十分有限。如果将某篇诗文作单独考虑,很容易得出不同的解读结果:如李剑国据罗隐《迷楼赋》认为迷楼在洛阳,贺淑芳则据白居易《隋堤柳》等认为迷楼可能位于扬州与洛阳间的广大运河区域。[3]现在综合考虑,大致有以下几点关于迷楼的历史信息可以确信。

其一,迷楼的有无。作为意象的迷楼,既可以认为是现实存在的具体的楼阁行宫,也可以认为是对炀帝巡幸之所的想象与指代。不过,从全文内容来看,包何、李绅、罗隐等人诗赋中的迷楼明显是实际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事物。包何诗中“人来多不见,莫是上迷楼”一句,迷楼为实有之物无疑。李绅在赴浙东观察使任时途经扬州,目睹扬州夜市繁华的景象,产生“不需开口问迷楼”的感慨;对于一个路过的游客而言,迷楼显然是众口盛传的炀帝行宫。落第东驱的罗隐更是在余基未平的迷楼遗迹上凭吊怀古,直刺奸佞迷惑君王,荼毒天下生灵。迷楼为实际存在的炀帝巡幸之所,当无疑义。

其二,迷楼的位置。以上诗文中,包何、白居易、李绅、许浑、韦庄等提及迷楼,都与扬州(江都、广陵)直接关联,无疑指向迷楼位于扬州。罗隐《迷楼赋》中,“凭羸车以东驱。(阙)魏阙之三千兮,得隋家之故都。……慨余基之未平兮,曰迷楼而在斯”数句也指明了迷楼所在。“魏阙”代指朝廷,前缺一字,不能知道“三千”何意。如果“三千”指“三千里”,唐诗中概言距离长安三千里者,不能轻易判断是何处[4],但是结合“隋家之故都”,则明指扬州无疑。炀帝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扬州有“隋季此为京”之实,与“魏阙之三千兮”、“隋家之故都”皆合。如果“三千”是形容“魏阙”之数辞,则诚如李剑国所言,“隋家之故都”当指洛阳。顾云《武烈公庙碑记》中“水调声愁,柳絮轻笼于夜月;迷楼香满,桃花自落于春风”一句,描摹隋炀帝行宫环境,仅从辞句中无法获知迷楼所在。如果与下文“谁惊醉梦”、“天关震动,帝辇飘扬”等结合,则迷楼也极可能位于炀帝晚年巡幸与身死之地的扬州。

其三,迷楼的留存情况。白居易、许浑、顾云、李绅等人的诗文中,没有迷楼留存情况的相关信息。包何《同诸公寻李方直不遇》“莫是上迷楼”一句,可作两种解释:迷楼尚存,游人还可登楼游赏;迷楼唯留遗迹,游人登临蜀冈之上余基,还可凭吊古迹。两者孰是,难以判断。惟有罗隐《迷楼赋》“乔木拱立以不语兮,繄今昔之自离。慨余基之未平兮,曰迷楼而在斯”,明言迷楼在唐懿宗咸通甲申(864)时已经只剩遗迹,至于毁于何时,无法知晓。

以上中晚唐时期的作品,如白居易、许浑、罗隐之作,都是借着隋堤柳、运河、迷楼等咏叹炀帝,讽古刺今;迷楼是炀帝淫佚迷乱的活动场所,亦等同于陈后主亡国时避祸不成的景阳楼。另一些诗文中的迷楼,如包何、李绅、顾云之作,迷楼则仅仅作为一个历史存在,亡国的色彩颇为淡化。不过不管如何,迷楼作为文学意象,有其真实的原型,只是在文学作品中,抽离了真实而详尽的历史信息而仅仅作为一个典故使用着。

宋代以后的诗文之中,迷楼继续频繁出现,尤其是在宋词中。较之诗之庄,词中的炀帝与迷楼更加媚丽、香艳,如周邦彦《青房并蒂莲·维扬怀古》词下片:

愁窥汴堤细柳,曾舞送莺时,锦缆龙舟。拥倾国纤腰皓齿,笑倚迷楼。空令五湖夜月,也羞照三十六宫秋。正浪吟、不觉回桡,水花风叶两悠悠。

词题是“维扬怀古”,不过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炀帝“拥倾国纤腰皓齿,笑倚迷楼”的形象。词中也几乎不见亡国之象,可知与唐诗中的迷楼表现重点已不一样。除了与炀帝有关外,迷楼还表现出新的形象。最早大约是北宋贺铸的《忆仙姿》(九之六):

柳下玉骢双鞚,蝉鬓宝钿浮动。半醉倚迷楼,聊送斜阳三弄。豪纵,豪纵,一觉扬州春梦。

此词中的迷楼,与隋炀帝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一个女子思念归人、聊作凭依远望之楼的代称。这也还是寻常之楼。南宋吴文英《倦寻芳·花翁遇旧欢吴门老妓李怜邀分韵同赋此词》:

坠瓶恨井,分镜迷楼,空闭孤燕。寄别崔徽,清瘦画图春面。

作者与老妓分别的迷楼,大约就是妓女营生之所的青楼。迷楼的这种意义,到明清时代诗文中更加普遍。清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上·茝香校书》:

茝香校书者,本旧家子……父没后,与母独居,遂落籍。余尝有诗云:“鸾飘凤泊寻常事,一堕迷楼最可怜。”

清华广生辑录《白雪遗音·岭儿调·独坐黄昏之一》:

想当初,何等样的花魁女,接了些王孙贵客,车马迎门。后遇着卖油郎,他说:“茫茫苦海,即早回头,跳出这迷楼。”

之所以用迷楼代指青楼,是因为其幽房曲室、宫女在其中等待炀帝临幸的情形,正与青楼相似,而且迷楼在文人心目中,也是风流之所在。作为青楼代称的迷楼,文人沉迷于其中,而身陷其中的女子,不也是被迷误了美好的青春么。

二 小说与类书中的迷楼

隋炀帝失政亡国的故事,引起后人的强烈兴趣。统治者从中汲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执政教训,引以为鉴。士人对其凭吊怀古,抒发治乱循环、时事沉沦的感慨。一些文人则看到炀帝享乐生活中的旖旎淫靡的色彩,对其加以渲染,成为津津乐道的传奇小说;《大业拾遗记》、《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等皆是此类。其中,《大业拾遗记》(亦称《隋遗录》或《南部烟花录》)在记录炀帝晚年事迹时提及迷楼;《迷楼记》则专述炀帝在迷楼中的种种情事。两篇小说写作时代存有争议,贺淑芳在综合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赞同《大业拾遗记》作于唐宣宗时之说,应可采信。[5]《迷楼记》则可能是北宋的作品。

《大业拾遗记》中涉及迷楼有两处。一处叙述炀帝建造迷楼的缘起及迷楼内的各种陈设布置:

帝尝幸昭明文选楼,车驾未至,先命宫娥数千人升楼迎侍。微风东来,宫娥衣被风绰,直拍肩项。帝睹之,色荒愈炽,因此乃建迷楼,择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轻罗单裳,倚槛望之,势若飞举。又爇名香于四隅,烟气霏霏,常若朝雾未散,谓为神仙境不我多也。楼上张四宝帐,帐各异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归,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妆奁寝衣,帐各异制。

这不禁使人想到陈后主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外施珠帘,内设宝床与宝帐之事。一处叙炀帝迷楼题诗:

他日,萧后诬罪去之(指侍儿韩俊娥),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楼,忆之,题东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绵绵病欲成。须知潘岳鬓,强半为多情。”又云:“不信长相忆,丝从鬓里生。闲来倚楼立,相望几含情。”

叙述迷楼的建造、陈设以及炀帝于其中的活动,内容都十分有限;不过,虽然只是简略的铺陈描写,但是相对于唐代诗赋中的迷楼形象无疑已经丰满许多。

《大业拾遗记》以大业年间炀帝荒淫情事为核心,所以涉及迷楼之处并不多;《迷楼记》以迷楼为名,叙述迷楼的种种则要详细的多。比较《迷楼记》和其他宋代文献(尤其是类书)中关于迷楼的记载,可以发现其间的传承、影响关系。《迷楼记》:

①炀帝晚年,尤沉迷女色。……②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项升,浙人也。自言能构宫室。”翌日诏而问之。升曰:“臣乞先进图本。”后数日进图,帝览,大悦。即日诏有司,供其材木。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费用金玉,帑库为之一虚。……③帝幸之,大喜,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楼。”……④每一幸,有经月而不出。……

⑤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自感》三首云:“庭绝玉辇迹,芳草渐成窠。隐隐闻箫鼓,君恩何处多?”“欲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庭花方烂熳,无计奈春何?”“春阴正无际,独步意如何?不及闲花草,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无消日,卷帘时自颦。庭梅对我有怜意,先露枝头一点春。”“香清寒艳好,谁惜是天真。玉梅榭后阳和至,散与群芳自在春。”《妆成》云:“妆成多自惜,梦好却成悲。不及杨花意,春来到处飞。”《遣意》云:“秘洞扃仙卉,雕窗锁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⑥帝见其诗,反复伤感。帝往视其尸,曰:“此已死,颜色犹美如桃花。”……

北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二十五《感事门下》:

①隋炀帝迷于声色。②高昌荐浙人项升进新宫图,览之大悦。即日召有司具材役夫,经岁而成,帑库为之一空。③幸之,喜谓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楼。”④每一幸即经月。⑤宫女无数,后宫多不得进。有侯夫人者,有美色,忽自缢于栋下。臂悬锦囊,左右取进,有《自感诗》三首。其一曰:“庭绝玉辇迹,芳草渐成窠。隐隐闻箫鼓,君恩何处多?”其二曰:“欲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庭花方烂熳,无计奈春何?”其三曰:“春阴正无际,独步意如何?不及闲花草,翻承雨露多。”又云:“妆成多自惜,梦好却成悲。不及杨花意,春来到处飞。”又《遣意》云:“秘洞扃仙卉,雕窗锁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⑥炀帝见诗,反复伤感。视其尸已死,颜色尚尔。

宋代朱胜非《绀珠集》卷九《古今诗话》“迷楼”条:

②炀帝时浙人项升进新宫图,帝爱之,令如图营建扬州。③既成,幸之,曰:“使真仙游此,亦当自迷。”乃名迷楼。

南宋曾慥《类说》卷五十六《古今诗话》“迷楼”条:

②隋炀帝时浙人项升进新宫图,帝爱之,令扬州依图营建。③既成,幸之,曰:“使真仙游此,亦当自迷。”乃名迷楼。

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七《居处部•楼阁》“迷楼”条:

隋炀帝开汴河,泛舰为江都之游。②浙人项升进新宫图,帝爱之,即如图营建。③既成,幸之,曰:“使真仙游此,亦当自迷,可目之曰迷楼。”

同书卷五《居处部•宫殿》“律诗”条:

隋炀帝作迷楼,④每一幸即经月。⑤宫女无数,后宫多不得进。有侯夫人者,有美色,忽自缢于栋下,臂悬锦囊。左右取以进,有诗五首,云:“庭绝玉辇迹,芳草渐成窠。隐隐闻箫鼓,君恩何处多?”“欲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庭花方烂熳,无计奈春何?”“春阴正无际,独步意如何?不及闲花草,翻承雨露多。”“妆成多自恨,梦好却成悲。不及杨花意,春来随处飞。”“秘洞扃仙卉,雕房锁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

《迷楼记》收侯夫人诗七首,《诗话总龟》、《古今事文类聚续集》阙《看梅》二首,诗题亦不全,《绀珠集》等不收诗。其他迷楼与炀帝情况,《迷楼记》所载也最为详细。从《诗话总龟》等书关于迷楼的文字近于雷同来看,应该是本于同源,这一来源,极有可能是《迷楼记》。上引诸多类书选择《迷楼记》相关部分辑录而成条目,只是详略不同而已。如果如此,《迷楼记》应是北宋时期的作品。

《迷楼记》的内容与《大业拾遗记》没有相近之处,应该是重新创作的小说,而且内容比此前关于迷楼的诗文都丰富得多。一方面,继承了唐代诗文中迷楼作为享乐纵欲之所的意象性质,叙述修造缘起、焚毁、种种布置等信息,创造出一个来龙去脉清晰的奢侈华丽的迷楼形象。另一方面,与《大业拾遗记》一样,运用大量宫怨诗歌冲淡了唐代诗文中的那种吊古兴怀的情绪,而极力描绘炀帝在迷楼中的种种风流韵事。这些情事所涉及的人、物、诗歌,多是小说作者全新创作的结果。如其中说炀帝感叹“今宫殿虽壮丽显敞,苦无曲房小室,幽轩短槛。若得此,则吾期老于其中也”,故建迷楼,与罗隐《迷楼赋》所云“炀袭文后,天下无事。谓春物繁好,不足以开吾视。谓春风懒慢,不足以欣吾志。斯志既炽,斯楼乃峙”,以及《大业拾遗记》所记载的炀帝见到文选楼上宫女的飘逸如仙的姿态而建迷楼,互不吻合。侯夫人七首绝命诗,也不能当成信史看待。但是这些小说作者的全新创作,无疑丰富了迷楼的文学信息,也使其表现出新的艺术面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迷楼的位置。《大业拾遗记》中的迷楼是炀帝幸昭明文选楼后所建,应当位于扬州;其他上引文献所记载的迷楼,也都是炀帝令人依图营建于扬州;而《迷楼记》中的迷楼则不同。《迷楼记》云:

大业九年,帝将再幸江都。有迷楼宫人抗声夜歌云:……

后帝幸江都,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也!”乃命焚之。经月,火不灭。

炀帝将再幸江都而有宫人夜歌,则此时炀帝必然不在江都(扬州)。“唐帝提兵号令入京”之“京”,也显然是长安而非扬州。小说中这一信息,与此前的记述都不能相合。由此可以知道,在《迷楼记》作者的认识里,迷楼并不位于扬州。由此也可以辅证《迷楼记》是上引《古今诗话》等书的资料来源。因为《迷楼记》早出,后人在采用其资料时有所甄别,去掉了明显有误的“迷楼不位于扬州”的内容。如果《迷楼记》晚出,作者当不会无视“炀帝令扬州依图营建迷楼”的记载而妄改为长安。

《迷楼记》中的部分荒谬不经之处,早为宋人注意到而不作采纳,其他的很多内容,则描绘出迷楼的新的面目。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有小说《隋炀帝逸游召谴》,本于《大业拾遗记》、《迷楼记》等唐宋小说,关于迷楼的部分没有什么新的创作,这里略过不提,不过从明代人仍热衷于整理、创作与炀帝和迷楼有关的小说,可以看出迷楼经久不息的魅力。

三 方志中的迷楼

宋代及以后,方志十分盛行,内容不断趋于完备,迷楼也开始进入方志编纂者的视野之中。不同于文学对典故的加工和再创作,方志的编纂是为了辑录资料并不断接近事物历史本身,所以十分重视迷楼的具体位置、流传关系等内容。

最早涉及迷楼具体位置的,是北宋苏辙的《扬州五咏》之四《摘星亭》诗和秦观的和诗,苏辙诗题下有自注“迷楼旧址”四字。一如前述,虽然偶有异议,但绝大多数资料指向迷楼位于扬州,至于具体地点,未能说明。苏辙则明言摘星亭即迷楼旧址,成为现存的坐实迷楼所在的最早、最重要的证据。

其后,南宋的《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中都有对迷楼的记载。《舆地纪胜》卷三十七《淮南东路·扬州·风俗形胜》“迷楼九曲珠帘十里”条:

《新平山堂记》又《广陵志》云:“炀帝时浙人项升进新宫图,帝爱之,令扬州依图营建。既成,幸之,曰:‘若使真仙游此,亦当自迷。’”又《南部烟花录》云:“炀帝于扬州作迷楼。”今摘星楼基即迷楼旧址。

同卷《景物上》“迷楼”条:

鲜于侁《广陵杂诗》序云:“迷楼,炀帝所建以内嫔嫱也,上有四帐。”或云摘星楼。

《方舆胜览》卷四十四《淮东路·扬州·古迹》“迷楼九曲”条:

《广陵志》:“扬州建新宫成,帝幸之,曰:‘若使真仙游此,亦当自迷。’”

所引《新平山堂记》和《广陵志》文字,与《古今诗话》等大致相同,当亦本于《迷楼记》。“或云摘星楼”,大约是根据苏辙的诗注。

到明代时,迷楼位置更为确定。据各方志,迷楼已经被认定位于扬州府城西北七里之处、观音禅寺所在即其旧址了。嘉靖《惟扬志》卷三十八《杂志·寺观》“观音禅寺”条:

在县西北七里大仪乡。元至元年间建。洪武二十年,僧惠整重建。一名功德山。古摘星亭故址。俗名观音阁。

卷七《公署志·遗迹》“摘星亭”条:

在城西北角。《旧志》云:“即迷楼旧址北。”后曰摘星亭,又曰摘星楼。

《旧志》即《宝祐志》,其认为摘星亭即迷楼旧址,大约也源于苏辙诗自注。此后方志对这一观点多从之不疑。万历《扬州府志》卷二十三《方外志上·寺观》“观音禅寺”条:

县西北大仪乡。元至元间建。高宗本《志》:“即古摘星亭故址。”俗传为迷楼旧址。

康熙二十四年《扬州府志》卷十九《寺观志》“观音寺”条:

在县西北七里大仪乡。元至元间建。一名功德山。即隋迷楼及故摘星亭故址。

从嘉靖《惟扬志》到康熙二十四年《扬州府志》,迷楼遗址上新建摘星楼与摘星亭,复又新建观音禅寺,成为定论。不过,也有对此持质疑者。清光绪年间的《增修甘泉县志》卷九《寺观》“观音山寺”条:

观音山寺,在县西北大仪乡。元至元间僧申律建。明洪武二十年僧惠整重建,题之曰“功德山”。为蜀冈三山之一,势尤耸特。高宗本《维扬志》云:“即古摘星亭址”。俗传为隋迷楼故址者,伪也。《宝祐志》作摘星寺。今皆呼为观音阁。

未说明观音禅寺不是迷楼旧址的原因。其下按语云:

《太平清话》:“摘星寺,迷楼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陵诸山,历历皆在履下”云云。据此,是宋时已有摘星寺,且亦共传为迷楼故址矣。

如果将上引记载作一合理的排列与解释,可能如此:北宋苏辙时扬州有摘星楼、摘星亭与摘星寺,至南宋王象之写作《舆地纪胜》时,已只剩摘星楼基。摘星楼与摘星亭或者位于《宝祐志》所载之摘星寺中。元时于摘星楼故址上建观音禅寺,明初重建。这与以上所引各书记载均能吻合。因为苏辙认为摘星亭即迷楼旧址,所以后人以为观音禅寺即迷楼所在。

如果如此,则首先值得考虑的是,《宝祐志》与苏辙所言“摘星亭即迷楼旧址”是否可信。《舆地纪胜》中,王象之既断言“今摘星楼基即迷楼旧址”,又有所怀疑地说“或云摘星楼”,十分有趣。之所以断言摘星楼基即迷楼旧址,根据应该是苏辙诗自注。大约在南宋时,虽然根据唐宋诗文、《迷楼记》、《古今诗话》等资料而认为迷楼是炀帝时所建行宫,但对于其具体位置,已难确定。所以一面断言,一面又存疑。晚唐时罗隐已经只能看到迷楼的“余基”,上引《舆地纪胜》又云“摘星楼基”,可知至迟在《舆地纪胜》写成之时,摘星楼亦已成遗迹。数百年前的遗迹,口耳相传之后是否仍确凿可信,颇值得怀疑。祝穆《方舆胜览》较《舆地纪胜》晚出十数年,可能参考了《舆地纪胜》的相关内容[6],但是祝穆并不将迷楼与摘星亭、摘星楼牵连在一起,这应该是延续了王象之的怀疑而对“摘星楼即迷楼旧址”这一观点不加认同的结果。即使是一些明清方志,如上引万历《扬州府志》云摘星亭“俗传为迷楼旧址”,也不十分确定摘星亭与迷楼的位置关系。那么,苏辙认为摘星亭即迷楼旧址,根据何在呢?迷楼的位置一直难以断定,根据种种传闻异辞和小说虚构,其信息才得以不断补充。这些新增的信息,可信度十分可疑。尤其是数百年来不得而知的具体位置,究竟如何坐实为宋代的摘星亭这一实存建筑上,难以置信。较为可信的解释是,苏辙根据传闻,认定所咏的摘星亭是迷楼旧址,从而增加《扬州五咏》中九曲池、平山堂、蜀井、摘星亭、僧伽塔的史实性。后世方志编纂时则以此为根据,不断以宋、明存在的建筑来标示迷楼所在。

其次,也要考虑摘星亭与摘星楼的关系。苏辙认为摘星亭就是迷楼旧址,王象之则说是摘星楼,似乎摘星楼与摘星亭位于一处。是否如此?《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云“摘星楼在城西角”,未提及摘星亭位置。《大明一统志》云“摘星楼在府城西角”、“摘星亭在府城北七里”,则两者显然不在一处。《大明一统志》又云“迷楼在府城西北七里”,这一说法,被嘉靖《惟扬志》等所沿用,是苏辙诗注以外的另一重要证据,断定嘉靖《惟扬志》所载的“县西北七里大仪乡”的观音禅寺即迷楼旧址。但是迷楼、摘星亭、摘星楼三者不在一处,“迷楼在府城西北七里”一说不知何据,大约是修志者综合摘星楼在城西、摘星亭在城北七里这两点而折中的结果吧。如果确实如此,则即使悬置苏辙诗注是否可信这一点不论,也很难梳理出能与各方志记载皆合的可信的迷楼传承关系。

四 迷楼——典故叙述的两种趋势

炀帝晚年奢侈纵欲,所到之处,多修有离宫别苑,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迷楼。在对迷楼叙述、认知与再叙述的过程中,其本来面目已经被模糊和淡忘,根据后人的需要而割裂地在各种语境之中流传、演变。一方面,文学中的迷楼由讽喻古今政事的素材转为风流之所,与典故本身渐去渐远,乃是创造;另一方面,史学中的迷楼因方志的编纂而不断坐实其所在,意欲接近典故的历史真实,乃是还原。

《隋书》、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不见迷楼的记载,大概是因为正史中的地点与建筑,必须与人物、事件相联才会被提及,所以对于炀帝在扬州所建造的众多行宫,除了炀帝大宴群僚的临江宫、死后与赵王杨杲同殡的西院流珠堂等,其他都笼统地称为江都宫。到安史之乱以后,国事突变,咏古诗大量出现,其中与炀帝有关的题材成为借古咏今的诗歌母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迷楼、汴河、隋堤、杨柳等自然成为文人笔下的一个意象、一个符号,寄寓着对炀帝亡国和国局时事的感慨。而且作品中运用典故,有益于读者通过精简的词句联想起复杂的背景和人事,自然也就能极大地提升作品的内涵和艺术魅力。但也因为精简,意象本身的历史信息十分有限,很多诗文中只是透露出“扬州有与炀帝有关的迷楼”这一信息而已。更重要地,在意象的传承中,原有的历史信息会不断被丢弃,而又在小说中根据需要随意增入新的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于后世的想象和创作,正如刘勰《文学雕龙·史传》所批评的,“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这些新创作的迷楼形象往往互相冲突,与迷楼本身也原来越远。进入宋代以后,出现大量的类书,辑录同一类事物的相关资料,编成条目,反映出人们对各种题材的典型范例有着强烈的兴趣和写作需要。迷楼作为众人熟知的典故,也理所当然地进入类书中,影响着后人对迷楼的认知和再次叙述。同时,由唐至宋,由言志的诗到抒情的词,士人心态发生极大变化,或许是一部分士人对时政关注度和责任感降低,诗词中借古讽今的意蕴减少。如温庭筠《题池亭》残句:“卓氏垆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毫不以隋堤锦帆为亡国之意象,这与白居易等人的诗完全不一样。迷楼也在这种变化中更趋于风流、香艳,甚至发展为青楼的代名词。随着历代对其的文学加工与创作,迷楼离本来面目越来越远,不过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再叙述、再创作,迷楼才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宋代方志兴起后,不论是总志或是地方志,收集一地的地理、名胜、古迹、诗文、著作等资料都十分齐全。特别是地方志,为增加本地的文化内涵与底蕴,常常不加拣择,既收入有史可据的确凿资料,也收入种种传闻异辞,从而把文学中的迷楼与扬州的某一具体建筑或遗迹联系起来。如杜牧的《扬州》诗有“炀帝雷塘土,迷藏有旧楼”句,方志中常引用以说明扬州有迷楼。不过从诗意来看,迷藏乃是捉迷藏的游戏,在荒草丛生的隋宫上,游戏中还能见到炀帝旧楼。这旧楼不过是炀帝行宫的概指,已经完全文学意象化,无须也不可能坐实为迷楼。退一步而言,如果是迷楼,显然其位于雷塘,这与所有涉及迷楼具体位置的资料都不相合。因此,方志中辑录各种资料,意图接近历史真实时,如果不加拣择和考辨,反而容易导致结果与目的的渐趋远离。最初提出迷楼具体位置的苏辙诗注,王象之、祝穆等人对其在疑与不疑之间,尚保持审慎态度而有所保留地加以记载。到南宋的《宝祐志》就已经采信此说,并被其后方志不加辨析的不断袭用。即使如此,明清方志中关于迷楼、摘星楼、摘星亭、观音禅寺等的记载也常常互相抵牾,有时甚至折中而行。所以,与其说是方志中的记载使迷楼的位置与继承关系更为明晰,不如说是提供了更多的抵牾和歧见,更为加重了后人的疑惑。现在,我们虽然能够通过对各种资料的追踪与分析,尽己所能地了解到文学与历史语境中的迷楼,但是这一认知距离迷楼的本相有多远,已经不可得知了。


注释:

[1]贺淑芳广泛收集了涉及迷楼的唐代诗词文赋,见氏著《由唐迄宋的迷楼研究——迂回与幻象》,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8年硕士论文,20-21页。对其结果重新检索后,本文删去司空图《成均讽》一条,增补顾云《武烈公庙碑记》一条。《成均讽》一条,贺淑芳根据祖保泉、陶礼天《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列入,然而《笺校》所引《成均讽》“琼楼月榭,争漂上国之香;柳翠花红,似惹迷楼之态”句中“迷楼”,《司空图文集》、《全唐文》均作“迷魂”,《笺校》没有校明,不知“迷楼”何本。此句中“楼”字不当重出,应是“迷魂”。

[2]贾岛《长江集》未收此诗。(宋)李龏《唐僧弘秀集》、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认为是贾岛(无本)之作。(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明)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徐缙《唐五十家诗集·包何集》认为是包何之作,(明)赵宦光、黄习远整理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从贾岛下删去而补作包何。(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集》、(清)曹寅等《全唐诗》两作者并存。另外,佟培基认为包何家居润州延陵,与扬州一江之隔,此诗可能是至扬州迎接友人之作,也可参考。见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64页。

[3]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899页;贺淑芳:《由唐迄宋的迷楼研究——迂回与幻象》,42页。

[4]如韦应物《喜于广陵拜觐家兄奉送发还池州》:“长安三千里,岁晏独何为”,指扬州。刘禹锡《采菱行》:“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指朗州。章孝标《及第》残句:“钱塘去国三千里,一道风光任意看”,指杭州。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是宋传奇。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大业拾遗记〉等五篇传奇写作时代的再讨论》认为是晚唐传奇。章培恒《〈大业拾遗记〉、〈梅妃传〉等五篇传奇的写作年代》认为是北宋作品。[日]久保卓哉《〈大业拾遗记〉的校勘及其它》认为《大业拾遗记》是晚唐作品。参见贺淑芳:《由唐迄宋的迷楼研究——迂回与幻象》,53-68页。

[6]参见李勇先:《〈舆地纪胜〉研究》第六章《〈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之间的关系》,巴蜀书社1998年,95-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