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果

关于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顾农

内容摘要

刘师培先生在北京大学讲课的记录稿《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水平极高,本文略述其四大优点。

关键词

刘师培  口义  资料  分期  原则  规律


扬州学派殿军刘师培先生(字申叔,1884~1919)在中古文学研究方面的著作,知名度最高当然是他那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该书出版较早[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初版于民国九年(1920)六月,油光纸竖排铅印,凡五十四页,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发行。封面及书口皆题“中古文学史”,而正文第一页则题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这是刘师培先生为北大“国文门二年级”学生编写的讲义,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发行,以为纪念。],水平甚高,得到过鲁迅极高的评价[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说过:“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后来他在1928年2月24日复台静农信中又说:“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北大讲义本未经认真校对,错字甚多;在此后重印的多种版本《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这些错字已陆续得到订正,讫今最新也最好的本子是刘跃进先生讲评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其次就要数到由他当年的学生罗常培先生(1899~1958)记录下来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了。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十一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凡七十六页,为《现代学术丛书》之一。书前罗常培《弁言》有云:

曩年肄业北大,从仪征刘申叔师(师培)研治文学,不贤识小,辄记录口义,以备遗忘。间有缺漏,则从同学天津董子如(威)兄抄补。两年之所得,计有:一、群经诸子,二、中古文学史,三、《文心雕龙》及《文选》,四、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种。日积月累,遂亦裒然成帙。惟二十年以来,奔走四方,未暇理董,复以兴趣别属,此调久已不弹。友人知有斯稿者,每从而索阅;二十五年秋,钱玄同师为南桂馨氏辑刻《左盦丛书》,亦拟以此入录,终以修订有待,未即付刊。非敢敝帚自珍,实恐示人以朴。及避地南来,此稿携置行箧,朋辈复频勖我订正问世。乃抽暇誊正,公诸世人,用以纪念刘、钱两先生及亡友董子如兄,且以质正于并时之治中国文学者。

这里提到的《左盦丛书》就是稍后由南桂馨氏出资刊印的《刘申叔先生遗书》[ 《刘申叔先生遗书》凡七十四种,由南桂馨先生出资,钱玄同、郑裕孚等先生编校,于1936至1938年间印成;今有凤凰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钱玄同应请参与编校,曾经打算收入《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但实在来不及了。刘师培著作甚多,还有不少虽然已经正式发表过,也因一时搜集不全而未能纳入。这个遗憾到《刘申叔先生遗书补遗》出版已经得到很好的弥补[ 《刘申叔先生遗书补遗》辑得刘先生大量遗文,按年编排,有一百六十万字之多;万仕国先生辑校,广陵书社2008年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亦已辑入《遗书补遗》之中。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水平极高,仔细研读,可以获得很多教益,例如在下列四个方面就能受到很大启发:

首先,这里介绍了研究本阶段文学最基本的资料。

刘先生说:

此期之参考书,以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省称“全文”)最便学者。此书于隋以前文,裒集略备,除史传序赞外,百遗二三。且断代为书,览诵甚易。故凡治一代者固不可少此书,即专治未有专集之各家者,亦应以此书为本。

这是很中肯的意见;后来鲁迅也向研究者推荐严可均辑录的这部的“全文”,钱锺书先生亦复高度重视严书,同时也指出严书尚有进一步“网罗理董”的工作要做[ 详见《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54页。]。

按严氏的体例,史书是不收的;而按萧统的意见,历史书的一部分应视为“文”,他说“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文选序》)刘师培要讲汉魏六朝专家文,自然也包括史书之赞论序述,而且他认为作为记叙文,这一时段出现的几部史书:《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后来合称“前四史”)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史记》、《汉书》的重要性人所皆知,后两种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关于范晔《后汉书》,刘先生说:

自魏晋以来作《后汉书》者甚多。范晔之书,不过因前人成业,重加纂订。然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中所辑诸家《后汉书》佚文,及汪文台所辑七家《后汉书》,与之相较,其不同处,一在用字之简繁,一在行文之简繁。故同叙一事,而得失自见。

《汉学堂丛书》是清代道光、咸丰间著名辑佚专家、扬州闻人黄奭的重大成果,辑录唐以前散佚古籍二百八十多种,逐条一一注明出处,校雠精审;刘师培对这位扬州前辈乡贤的辑佚成果非常熟悉。汪文台(1796~1844)字南士,安徽黟县人,清嘉庆、道光间著名学者,著有《论语外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淮南子校勘记》、《脞稿》、《英吉利考略》等,他辑录的《七家后汉书》尤为士林推重,此书辑录了谢承书八卷、薛莹书一卷、司马彪书五卷、华峤书二卷、谢沈书一卷、袁山松书二卷、张璠书一卷,末附失名氏书一卷。逐条注明出处,编订有序,汪氏生前未能付梓,后略有散失,到光绪八年才得以印行;今有周天游先生校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师培提示学生拿黄奭、汪文台两家所辑之诸家《后汉书》与范晔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具体地看出范晔的高明之处。给大学生们这样讲课,是相当的深入了。

按刘先生的看法,《后汉书》与《三国志》均为研治中古专家文者所必读[ 为了说明这两部史书的影响,刘先生举著名的作家型学者汪中为例,指出“汪容甫(中)为清代名家,而绎其所取法者,亦只《三国志》、《后汉书》、沈约、任昉四家而已。”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多处涉及汪中,这自然是因为汪氏水平甚高,同时也与其人乃扬州乡贤不无关系。]。

《汉书》和《后汉书》都收录了不少前人的作品,但往往有所改动;刘师培指出从这些地方最容易看出班固、范晔的水平,并就此举例加以说明道:

《汉书》武帝以前之纪传十九与《史记》同,但其不见于《史记》者,转折亦自可法。如贾谊之《治安策》原散见于《贾子新书》,而前后次序与此迥异,经孟坚删并贯穿,组织成篇,即能一脉相承,毫不勉强。又如《董仲舒传》对江都王语原见于《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虽颠倒错综,繁简异致,而能前后融贯,不见斧凿痕迹。推此可知,《汉书》删节当时之文必甚多,特以原文散佚已久,而孟坚又精于转折,故难考见耳。

至于《后汉书》列传中所载各家奏议论事之文,大都经范蔚宗润饰改删,试与袁宏《后汉纪》相较,则范氏或删改其字句,或颠倒其次序,草创润饰前后不同,转折之法于焉可见。例如《蔡中郎集》有《与何进荐边让书》(本集卷八,《全后汉文》卷七十三),《后汉书》采入《文苑边让传》(《后汉书》卷一百十下),但锤炼字句,裁约颇多,以其始终贯穿,转折无痕,如不对照原件,即毫不觉其有所改删,此最堪后学玩味者也。

这里提出应当拿《贾子新书》、《春秋繁露》、《后汉纪》、《蔡中郎集》等书中的有关文本与班固、范晔的修改加工本进行比较研究。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运用此法不但可以深入理解这两位史学家、文学家的高水平,也能对文章学的奥妙增加许多领悟。中国古代的史家和选家对前人  著作拥有某种得到读者认同的修改权;根据现代学术规范,这种权力已不复存在。

其次,这里划清了这一阶段文学的基本分期。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开始就谈这个问题,刘先生说:

自两汉以迄唐初,文学断代,可分六期:

一、两汉  此期可重分为东西两期,东汉复可分为建安及建安以前两期。

二、魏  此期可专治建安七子之文,亦可专治王弼、何晏之文。

三、晋宋  此期可合为一,亦可分而为二。

四、齐梁  

五、梁陈  梁武帝大同以前与齐同,大同以后与陈同,故可分隶两期。

六、隋及初唐  初唐风格,与隋不异,故可合为一期。

这里除个别提法略有疑义之外[ 建安七子在曹魏政权建立以前均已谢世,所以在魏这一期之下应当说“此期可专治嵇康、阮籍之文,亦可专治王弼、何晏之文。”],大体甚好;虽然刘先生基本按王朝分段,但也有不尽如此者,例如他特别提出梁之大同(535~545)前后文学方面有比较大的变化,即为见道之论,因为到这时候许多老一代作家以及昭明太子萧统都已经去世,梁武帝萧衍也老了,文坛以萧纲为盟主,大同以后与陈几乎全是宫体的天下,不再有先前那种比较多元、比较丰富的局面了;又刘先生将初唐与隋划归一段,也是非常深刻的观察,亡国之君隋炀帝和一代明主任唐太宗尽管为政风格完全不同,而写起诗来皆为宫体,陈朝的宫体遗老在隋及初唐活跃了很长时间,正是这些大人物主导了当时的诗坛。诗风的改变要到武则天以后,要到盛唐。现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游国恩先生将整个中国文学史分为六期:上古到春秋末、战国到东汉、建安到盛唐、中唐到北宋末、南宋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他也是既充分考虑到改朝换代对文学的影响而又并不完全按王朝分段。具体说到唐代,游老指出:“开元、天宝之际,诗歌经过一番改革之后,风气为之一变,由绮丽而清真,由萎靡而壮健。就在这文学和历史的转折点上出现了诗歌的最高峰,而李白和杜甫就站在两座高峰的顶上。从此以后,文学的浪头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冲击,在散文方面出现了古文运动,诗歌方面涌现了各种派别不同的作风……”[ 《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7页。]这也就是说,隋及初唐诗歌的风格同先前大体一样,仍为绮丽萎靡,未有大的改变。这与刘先生的看法可谓一脉相承,相视而笑。

但是按王朝为文学史分段具有顽强的惯性,所以由游国恩先生领衔主编的文学史并没有按他先前的意见来实施,还是按朝代来划段;而刘先生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将齐梁与陈划为两段,并没有标举梁之大同的分水岭意义。此中有许多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但这里无从深论。

第三,本书中提出了研究中古文学的几条原则。

例如其一,刘先生特别强调“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这是因为汉魏六朝去今已远,作品散佚严重,只有当时的人才能看得比较完全,“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更具体地说:

建安七子文学,魏文《典论》及吴质、杨德祖辈均曾论及,《三国志·王粲传》及裴松之注亦堪参考。至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所见汉魏两晋之书就《隋(书·经籍)志》存目覆按,实较后人为多,其所评论迥异后代管窥蠡测之谈,自属允当可信。譬如《史记》全书今已不传而惟存《伯夷列传》一篇,后人若但据此篇以评论《史记》列传之体,岂如当年曾见全书者所论为确耶?

应当特别重视“当时人之批评”这一点,可视为研究古代文学的重大原则之一;当然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评论意见,而古代作家的同时代及稍后之评论家的某些结论,有今日颇不容易理解者,则不能急于否定,不妨存而不论。这是因为“当时人之批评”所以据以立论的作品,我们现在很可能已经看不到至少也看不全了。刘先生何以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着力辑录当年的评论资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再如其二,刘先生指出“研究文学不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一个作家难免会受到他出生与成长之地的影响,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熏陶,但这一点弄不好就会被夸大。文人流动性往往比较强,他后来很可能生活在别的地方而且不止一处,接受过更复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熏陶,何况中国统一的时间比较长,大的文化环境往往相差不大,于是作家的籍贯对他的影响这一条就不能作太高的估计。刘先生举例说:

以晋人而论,陆机为南人,潘岳为北人,何以陆质实,而潘清绮?后世学者亦各从所好而已。

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也不必因此而完全否定地域的影响,就那些一直生活在故乡及故乡情结特别强的作家而言,其家乡在哪里还是颇有关系的。

时代对作家的影响当然也是存在的,但同样不可一概而论,有完全落后于时代的,也有大大超前的,这些特立独行之士往往并不与时迁移:

于当代因袭旧体之际,倘能不落窠臼,独创新格,或于举世革新之后,而能力挽狂澜,笃守旧范者,必皆超轶流俗之士也。

作家中总有反潮流或领导潮流的人,这种似乎生活在其他时代的作家是最值得研究者加以注意的。

又如第三,研究文学须注意学术思想对创作的影响,其说具见于“论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一节。在古代,学术与文学关系往往比较密切,那些横跨研究与创作两界的人物尤其是如此。刘师培出身经学世家,对诸子的研究也很深,所以他研究文学从来不单就文学论文学,而能打通四部,纵横驰骋;要达到他那样的境界,在学科分得越来越细、专家的学养往往走“窄而深”之路的今天,是很难了,但还是应当弄清楚“文章与经子之关系”,我们必须就此作出尽可能多的努力。

第四,这里讲明了文章学的许多规律和奥妙。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的大量内容,与其说是评论作家作品,不如说是研究文章的写法,按现在的知识分类来说,属于文章学的范畴。现在我们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可以根本不会写文言文特别是骈体文,而这在一百年前乃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刘先生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总结了许多写文章的规律和奥妙,这只须看下列几个标题就很清楚了:


论谋篇之术

论文章之转折与贯穿

论文章之音节

论文章宜调称

如此等等。研究文学的著作中包括文章学的内容,是古代的一个传统,例如《文心雕龙》一书中就有大量的文章学成分,以致曾经有人特别强调其为文章学专书,不承认它是一部理论批评著作。古今知识分类的办法不同,如果缺乏通识,很可能就此缠夹不清。

现在不能要求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一定要会写旧体诗,会写文言文,他只要能研究就好。研究什么就得会动手写什么,这个要求太高了;当然,如果多少也能写一点,则岂非更妙。

正因为罗常培手上有刘师培老师四种“口义”的记录稿,所以他将《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称为“左盦文论之四”;此外他又曾发表过刘师培关于《文心雕龙》的部分“口义”。至于群经诸子与中古文学史这两部分,大约因为刘先生都有专门的著作问世,罗常培没有继续整理。罗先生后来长期从事语言研究,非常深入,看来他已没有时间再回到早年的文学兴趣上去了。

最后不妨顺便指出,有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简史说,蔡元培校长聘刘师培任教授虽在1917年,但刘先生正式到系上课,已迟至1919年1月11日,而到当年11月20日,他就病故了[ 详见马越《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6、88页。],在北大国文系(起先称为“门”,到1919年废门改系)为时甚短。从罗常培《弁言》看去,此说不确,刘师培在北大国文门是上了两年课的。四种“口义”,正好一学期一种。

另一本相当详细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史说:“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方针,考虑到刘师培毕竟有家学渊源和学问贡献,便力排众议,聘刘为中国文学门教授。刘口吃,课讲不好,所幸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编得好,也受尊重”[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从罗常培《弁言》看去,此说亦不确,课讲不好怎么能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这样的记录稿?据听过刘先生课的冯友兰先生说,刘师培老师“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5页。]另一位学生则回忆说,刘先生上课时两手空空,而竟源源本本,滔滔不绝,只是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263页。]《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是按遗留下来的手稿排印的,而刘师培写字太潇洒了,讲义印刷本中错字甚多,原因或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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