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果

悲欣交集话石涛

庞鸥

内容提要:明遗老石涛是明靖江王之后,他自幼出家,漂泊一生,在中国山水画方面成就卓著,为清初清初四僧之一。石涛的性格充满矛盾,既有对满清王朝造成的亡国之恨,同时也渴望出仕,最终在贫困潦倒中逝去。本文试以石涛一生的经历为纲,剖析他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悲喜人生。

关键词:明遗老  石涛生平  中国山水画

在南京中华门外,一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包围着一座石碑,碑拔出屋顶很高。傍晚余辉中,暗黑色的石碑与房子仿佛一体,说不出的凄凉与孤寂。那里是“五色琉璃照耀云日”、“佛火宵燃光彻远近”的大报恩寺(古称“长干寺”)的旧址。300年前,确切地说是康熙十九年(1680)闰八月初,石涛便“禅寄”在大报恩寺中,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关键的6年,也是寂寞、矛盾、无助且无奈的6年。

石涛本名朱若极,出身显赫:是朱元璋长兄朱兴隆的第十三世孙,明末靖江王朱亨嘉的儿子。虽是皇亲国戚,但他还未来得及享受荣华富贵,随着南京的弘光帝为清兵所杀,已成亡国之人。天下大乱时,明太祖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号隆武、明太祖十世孙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靖江王朱亨嘉也于福建“监国”,然而几个月后,朱亨嘉被心怀不满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发兵擒获,并被“废为庶人”以至幽死。石涛“为宫中仆臣负出,逃至武昌,剃发为僧”,此后二十多年,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武昌,这国仇是来自于满人,家恨却起自明王朝的内部斗争,而杀父之仇尤痛于亡国之恨,石涛是不应忘却的,然而他似乎渐已淡忘了。

从清李驎的《大涤子传》中的记述来看,青年时期的石涛喜聚古书,临法帖,学董文敏画,有游历,好打不平……与清代普通学子无异。

其后,他跟随宦官出身的师兄喝涛游江南,抵达松江后,谒见了禅林高僧旅安本月,并拜其为师。旅安本月与顺治帝关系非同寻常,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贵妃薨,帝在景山追荐,就是这位禅师率徒入坛礼诵的。对于拜这位受天子礼遇的高僧为师,十分遂石涛的愿,他甚至向往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受此圣恩。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写长诗《平生行》,回忆了四十多年的经历,其中有句:“五湖鸥近翩亲情,三泖峰高映灵鹫。在有至人证道要,帝庭来归领岩窦。”诗中“至人”便是指旅安本月。除此而外,石涛还有一方印“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孙原济之章”,似有刻意夸耀师承之嫌。

石涛在康熙五年(1666)来到安徽,这里的山山水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也是他人生与艺术起飞的地方。他日常除了参禅之外,游历、交友、访客、作诗和书绘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如此也结交了一批当地的文人名士,有清初的著名诗人施闰章、知名学者吴晴岩、弘仁的高足江注及画家梅清等,当然也少不了当地的官员,如新安太守曹冠五,二人一见如故,石涛曾为其写72幅《黄山图》,足见石涛的良苦用心。

石涛在安徽宣城旅居了15年后,来到了明代留都南京,挂单大报恩寺。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有一首咏金陵的绝句《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是啊!不知何时建康风骨已为秦淮金粉所替代,这黯然的王气给历朝历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心笼上了一层颓废且暧昧的色彩。石涛也不例外,在《庚申闰八月初,得长干一枝》五律七首诗中,他表露了自己身体受疾病缠绕,生活极度艰难,心情抑郁苦闷的状况,诗云:

得少一枝足,半间无所藏。

孤云夜宿去,破被晚余凉。

敢择余生计,难寻明日方。

山禽应笑我,犹是住山忙。


身既同云水,名山信有枝。

篱疏星护野,堂静月来期。

半榻悬空稳,孤铛就地支。

辛勤谢余事,或可息憨痴。


清趣初消受,寒宵月满园。

一贫从到骨,太寂敢招魂。

句冷辞烟火,肠枯断菜根。

何人知此意,欲笑且声吞。


楼阁峥嵘遍,龛伸一草拳。

路穷行迹外,山近卧游边。

松自何年折,篱从昨夜编。

放憨凭枕石,目极小乘禅。


倦客投茅铺,枯延病后身。

文辞非所任,壁立是何人。

秋冷云中树,霜明砌外筠。

法堂尘不扫,无处觅疏亲。


门有秋高树,扶篱出草根。

老乌巢夹子,头白岁添孙。

淮水东流止,钟山当槛蹲。

月明人静后,孤影历霜痕。


多少南朝寺,还留夜半钟。

晓风难倚榻,寒月好扶筇。

梦定随孤鹤,心亲见毒龙。

君能解禅悦,何地不高峰。

诗中有迷茫、有矛盾、有颓唐、有窘迫、有失望,惟独少了些乐观与抗争。这时的石涛心理落差很大,虽住在香火鼎盛的大报恩寺中,可个人空间仅“半榻悬空稳,孤铛就地支”,狭小、局促且简陋;他乡的荣耀与故地的孤独,宣城的众人追捧与大报恩寺“一枝阁”的无人问津,凄凉孤寂的局面是与石涛的个性相悖的;他无法像喝涛一样,用平淡、顺受、接纳的心态去对待身边发生的事,他是那种喜欢“热闹”的人。

“一枝阁”的静寂除了带给石涛苦闷而外,也给了他思考的时间,对朱明王朝的由盛到衰,对大清帝国的百废鼎新……。或许只有在金陵,遗民情结才会分外地浓重,在金陵的石涛对于自己并不熟悉的明王朝也开始有了几许眷念之情,他曾多次赴钟山凭吊明孝陵,并写下了《谒陵诗》以抒其怀。他开始以明代宗室的身份结交遗民,与他们交游、唱酬,以为这样可以排遣长久以来的孤独,然而,康熙帝在1684年的第一次南巡使他稍有平稳的心理失衡了:他与大报恩寺僧众一同恭迎圣驾。这时他还作做了个决定:北上京城。在石涛此时的诗作中,我们常能读到一些奋发的句子,诗的昂扬气质中隐含了他对北上之行理想化的憧憬与迫切的心情。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后的三年间,石涛奔波于南京与扬州之间,寻找北上的机会。康熙二十八年(1689)春,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三月初驻跸扬州,石涛在扬州平山堂又一次恭迎圣驾,在康熙帝当众道出石涛的名字时,石涛受宠若惊,倍感无上荣耀。有《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纪》七律二首为证,诗云:

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

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

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攀。

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


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己巳路当先。

圣聪忽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

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

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

不仅如此,石涛还精心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并题句: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方喜祥风高岱岳,更看佳气拥芜城。尧仁总向衢歌见,禹会遥从玉帛呈。一片萧韶真献瑞,凤台重见凤凰鸣。臣僧元济九顿首。”此时的石涛已经以清朝的属臣自居并引以为荣耀了。在此之前,宣州司马郑瑚山曾请石涛“图江南之胜”,当石涛绘《海晏河清图》之后,即赋诗寄郑瑚山,诗云:

当今诏下图丘壑,缥帙山林恣搜索。

画师如云妙手谁,请君放眼慢惊愕。

一言鉴别万眼注,并州快剪分毫素。

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

确实是真心诚意地“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他对自己迎驾的行为极为自得,这次事件后石涛心里天平彻底失衡了,什么朱明宗室,什么前朝遗民,什么国破家亡,什么人生信仰,与沐浴圣恩相比统统可以忽略不计了!然而,让石涛始料未及的是,他并未因献《海晏河清图》而得“赏”,更未由此而受“知遇”。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开博学鸿词科。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被召用了,顾炎武最得意的高足潘耒应荐赴试了,朱彝尊也赴试了,甚至应荐赴试中还出了“四大布衣”(朱彝尊、李因笃、潘耒、严绳孙),众多的“鸿儒”分得了清朝的一官半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的两面性已经表露无遗,仅有“小名声”的石涛还不主动一点?韩林德在《石涛与<画语录>》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在他身上,尊重历史(做坚持民族气节的明遗民)与屈服现实(当随俗浮沉的清臣吏),执著方外(做见色不乱、无所住心的禅师)与流于世俗(当追名逐利的儒生)、献身艺术(做独立个性的艺术家)与以艺术为进身阶敲门砖(当阿谀奉承、粉饰现实的宫廷御用画师)等性格的矛盾,已经无可掩饰地暴露于世人面前。”

石涛对于人生的思考远没有他对于艺术的思考来得清醒、透彻与智慧。

石涛历时4年的京城生活是忙碌的。他广泛接触京都的官宦贵族:户部尚书王骘、大司寇图公及其子图月、清宗室博尔都、巡抚张霖及其弟张霔、“四王”之一的王原祁等等,竭尽所能地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作画、写诗、邀游……希望以此融入到他们中去,忙得连去谒明十三陵也没有时间,当然在天子脚下,这种明目张胆的反清活动石涛是不会去做的,一不小心,所有的努力可能都会毁于一旦,还是“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的好。然而,四年的操劳最终还是一个空,“空即色,色即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话语石涛再熟悉不过了,但怎么就参不透呢?经过四年的时间,石涛看清了自己在京城的主流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是达官贵人们希望他扮演的角色),似乎悟到些什么,有诗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庚午长安写此。”如实的描述出于由希望、盼望到失望、失落的生存境况。“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诗中曾描绘过的情景使得经历过这一切的石涛对京城所有的幻想都烟消云散了。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康熙三十一年(1692)的晚秋,51岁的石涛又回到了扬州。出于对他画艺的推崇,遗民们又慢慢地聚集在了他的身边,石涛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下来,甚至久已不现的豪气也回到了他身上,我们从他这时期的诗作《与友人夜饮》中可见一斑:

忆昔相逢在黄蘖,座中有尔谈天舌。

即今头白两成翁,四顾无人冷似铁。

携手大笑菊花丛,纵观书画江海空。

灯光晃夜如白昼,酒气直透兜率宫。

主人本是再来人,每于醉里见天真。

客亦三千堂上客,英风竦飒多精神。

拈秃笔,向君笑,忽起舞,发大叫。

大叫一声天宇宽,团团明月空中小。

步入晚年的石涛对于着袈裟做禅僧的身份日益不满,昔日“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孙”的师承,已使他感到有说不出的压抑与羞耻,要么顶冠为僧,要么还俗蓄发,这两个角色他都去尝试了,并且炼过丹、服过药,娶了妻、生有子,用另一种生活去寻求新的精神寄托。石涛晚年结交的友人大多是无官职的文人或遗民,他坦率地向周围人表露了自己系明靖江王后裔的身份,对过去的作为也不刻意掩饰,他以真诚赢得了世人的理解与宽容。晚年的石涛体弱多病,全靠卖画维持生计,然而,内心世界的“贫困潦倒”尤甚于身外,自己创造性的绘画美学观点不合众意、不为人解。一腔心事无法道与人听,只有自我排遣而已。镜中之景、水中之象的幻灭,由自身理想抱负的失去而带来的恐惧,终致其成日郁郁寡欢、精神恍惚,排遣之法惟有寄之于画、托之于诗,对故国之思,对亲人之念、对友人之情……这如许的情绪充盈着石涛,这段时期里他画作的内涵最为深邃,诗作中对人生的思考也渐趋透彻。

石涛啊!绘画本是感情文章,你既不能忘情,又怎能为僧,还是静下来吟你的诗,作你的画吧!“生不逢年岂可堪,非家非市冒瞿昙。而今大涤齐抛掷,此夜中心夙响惭。”(《庚辰除夜诗》)康熙四十六年(1707)暮秋,久病在身的石涛在扬州去世,春秋六十有六,葬于蜀冈之麓,他生前留下了众多的画作和一部百代彪炳的《画语录》,令人叹为观止。

大报恩寺于太平军的战火中湮没,石涛的“一枝阁”更是踪迹全无。落日里,巨硕石碑的影子显得那么高远且不俗,现代化城市的影子在这里很淡很淡,也许只有在如此的氛围中,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石涛的悲欣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