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果

浅析扬州出土唐代器物中的外来因素

陈允兰

摘要:唐代扬州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吸引了众多的外来人口,促进了扬州多元化文化的发展。而近年来随着扬州唐代城市考古工作的逐步推进,发现出土文物中含有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它们对我们了解唐代时期扬州的手工业、商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中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关键词:扬州   唐代器物  外来因素

唐代的扬州以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多样的文化艺术蜚声中外,有“扬一益二”之称。此时的扬州作为当时全国除长安、洛阳外最大也是最繁荣的城市,经济发达,各地商旅汇集。他们或前来经商,或长期聚居,在《新唐书》、《全唐诗》、《太平广记》等诸多史料典籍中均有关于东南亚诸国及波斯、大食等西亚各国商人在扬州活动的记载。外来人口的增多不仅促进了扬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扬州的文化更加多元化、国际化。

近年来随着扬州唐代考古工作的逐步推进,出土文物的逐渐增多,出土器物中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显现在人们面前,许多器物的造型、纹饰等多个方面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甚至有的器物就产自国外,之后被商旅带到中国。这些文物不仅对我们了解唐代扬州的手工业、商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中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因此本文将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史料及前人研究,选取典型器物[ 徐良玉、束家平:《扬州馆藏文物精华》,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浅析碑刻、青铜器、陶瓷类等器物所承载的外来文化信息,以此对扬州唐代出土文物中的外来因素做初步的探讨,为他人的研究抛砖引玉。

一 碑刻类

碑刻类的出土文物中含有外来文化因素的主要有两类:墓志与佛造像、石塔、经幢等。

(一)墓志

扬州出土了唐人墓志40余方,这些墓志为研究唐代扬州政治、经济及社会情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充分说明了扬州的经济和文化在中晚唐时期是十分繁荣昌盛的。在这些墓志中笔者发现有两块含有鲜明的西域风格。

1《唐故李府君墓志并序》

颖川陈巨舟撰

府君父名罗呼禄,府君称摩呼禄。……府君望郡陇西,贯波斯国人也。英资朗丽,奯达心胸,德重怀贤,孤峰逈立,含弘大量,煦物多情,损己惠仁,无论贿赂,舟航赴此,卜宅安居,唯唯修身,堪为国宝。何期享年永永,天不憗遗,殛疾婴缠,无施药饵,大谢于大和九年二月十六日,殁于唐扬州江阳县文教坊之私第也,时七十有五矣。

此块墓志为近年扬州博物馆征集所得,从墓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墓主人为波斯国人,“舟航”赴扬州“卜宅安居”,最后卒于扬州。唐代扬州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和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公元七至八世纪来扬州经商的外商较多,以波斯人为最,其次为大食人,他们在扬州设有“胡店”和“波斯邸”,经营珠宝和香料,所以在扬州发现波斯国人墓志是有据可循的。

2 《吴公夫人卫氏墓志》

洎光启二年六月十五日终于扬州江阳县庆年坊之私第,享年四十有三。育子五人,二男三女。长子曰延玉、次曰波斯;……

此块墓志1963年出土于扬州市区五台山,墓志中墓主人将自己的孩子起名为“波斯”,可见当时“波斯”在扬州已经成为常用词,这从侧面反映了波斯人在扬州活动的普通化,和当时文化的多元化。

此外,在1983年扬州城东解放桥外发现的《汤公夫人马氏墓志》上还装饰了阴刻宝相花纹。据调查,扬州出土的唐、五代墓志上面除素面外,装饰手法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牡丹纹,此纹饰为大宗,其次为四神、八卦星象图纹,然后是发现数量较少的青龙纹、缠枝纹、宝相花纹及几何折现条纹。牡丹纹和四神、八卦星象图纹及青龙纹等为中国传统纹样,而宝相花纹则包含了佛教因素,墓主人有可能为佛教徒。在1957年发现的《韦署墓志》中书“沙门(佛教徒)致广书;子韦式已谨记”,墓主人卒于“扬州法云寺之官舍”,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佛教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在出土的墓志中还分别发现了一块《僧本智塔铭》和《尼禅大德塔铭》,它们的墓主人分别为一僧人和尼姑。

(二)佛造像、石塔、经幢等

扬州出土唐代的佛造像、石塔、经幢等多原为石塔构建或嵌于塔龛中的砂石造佛像、菩萨像,造型拙朴。佛教自汉代东传以来,逐步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各类佛教艺术呈现出其独特的艺术性,经历了南北朝时期,至唐代玄奘西域(古印度)取经,佛教地位更甚,更多的佛经、告身法像被引入中国,既促进了唐代佛教世俗化、民族化的发展,更引进、丰富了当时的佛教艺术,形式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灿烂多姿,扬州自然不会例外。

3 六臂观音砂石像(图一)

高43cm,出土于邗江县瓜洲镇八里铺许庄。观音身穿轻衣薄带,直立赤足、身伸六臂,双手呈莲花掌,立于莲台之上,头顶观音十一种变相法身。此像雕工简洁,线条粗犷,神态端庄而慈祥。

4 天王砂石像(图二)

高45.1cm,出土地点同上。天王手持金刚杵,脚踏两只鬼邪,怒目侧视,雄壮威武,人物雕像栩栩如生,线条粗犷有力。

5 石刻塔

高66、下宽26、厚12cm,出土于江都县宜陵镇白塔河原唐代白塔寺遗址。石刻塔分五层,一、三、五层中设拱形对开门,两边为栅栏式木隔栏,二、四层中设拱形门洞,对开栅栏门,两边隔栏各设一朵宝相花。顶檐有葫芦装饰,底层刻水波纹。


六臂观音砂石像

图一


天王砂石像  

图二

二 陶瓷类

唐代是我国古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繁荣时期。扬州作为当时的国际性商业都会,各类窑口瓷器云集。而随着商贸型都市的逐渐发展,外来人口的逐渐增多,外来风格的瓷器也逐渐出现,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装饰纹样还是产地都能看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会从造型、装饰还有产地三个方面来分析扬州出土唐代陶瓷器中所包含的外来文化因素。

(一)造型

经考古发现,扬州出土的大量唐代瓷器中有许多器物模仿了中亚的粟特、西亚的波斯的艺术形式,另有少量受希腊、拜占廷、印度和阿拉伯等地艺术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受萨珊波斯金银器和罗马胡瓶的影响最为明显,主要模仿的器形有扁壶、胡瓶等,这些器物既广泛地吸收了外来工艺品的特点,同时又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相结合并加以创新发展。

6青釉绿彩阿拉伯文扁壶(图三)

通高17、口径6cm

长沙窑烧制。1980年出土于扬州东风砖瓦厂唐代土坑木棺墓中。壶唇口微撇,直颈,溜肩,橄榄形扁平腹,平底。壶身两侧各有双耳,为背水穿带用。壶身通体施青绿色釉,一面用绿彩绘长脚花云气纹,一面用绿彩书写阿拉伯文“真主真伟大”铭文。此件器物的造型、铭文和纹样具有浓郁的西亚风格,不是传统的中国本土所流行的样式,它充分反映了当时唐代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目前,在河北邢窑窑址、河南安阳相州窑址、河南巩县黄冶窑址中均发现过此类器物。由此可见,当时此类扁壶器物的烧造比较普遍。



青釉绿彩阿拉伯文扁壶

图三


白釉皮囊形壶

图四 


青釉褐绿点彩双耳罐 

图五


西亚绿釉陶壶

图六

7白釉皮囊形壶(图四)

高22.6、最大腹径15.6、底径10.6cm   

巩县窑烧制。1991年扬州市区文昌阁东南侧唐代文化层中出土。壶体呈上扁下鼓,似皮囊状。上左侧有一管状直流,流下有一圈凸起的单环;上右侧有一扁平翘起的尾状把手,上有圆弧形状的提梁,圈足底。壶腹两侧采用堆贴并刻划弧形条状纹,用简洁的线条,形象地表现出皮囊形状。釉面较光润发亮,釉色白中微泛黄,有细裂纹开片。皮囊壶是源于草原民族的器物造型,最早以皮制,并一直沿用。由于游牧民族的南下与东进,民族交流的结果是出现了不同材质的仿制品,白釉皮囊形壶既有中国传统瓷器的端庄典雅,又有浓浓的异域风情。

在出土器物中还发现了较多青釉贴花褐斑执壶、三彩犀牛枕、灰陶骆驼佣、青釉象形坐枕等器型,它们都有明显的西域风格。此外还发现了许多西域男子造像,例如扬州瓜洲出土的灰陶西域僧人像、“782”工程出土的三彩胡人陶埙、城北乡三星村沈山出土的玩具中的抱球小人,它们都深目高鼻,为典型的胡人形象。说明当时胡人在扬州活动广泛,胡人形象已为唐人生活所接受。

(二)装饰

唐代时期,中国与印度、波斯以及罗马这几个文明古国凭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发生了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受这些外来文明的影响,堆花、贴花、捏塑等装饰手法,联珠、忍冬、葡萄、宝相花、生命树和胡人等纹样都直接或间接的出现在唐代陶瓷器装饰中。扬州作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商贸都市之一,各地货物云集,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此类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陶瓷器。

8青釉褐彩贴饰人物狮纹壶

高18.6、口径9.7、底径12.6cm,扬州市仓巷出土,壶口沿微撇,直颈,斜肩,桶形腹,平底。肩部置八棱形短流,三泥条宽鋬,两侧对贴环形系。双系下各贴一模印吹笛人物,流下贴一狮纹,均覆以叶形褐彩斑块。狮子纹饰虽然在唐代陶瓷中出现不多,但其意义非凡。狮子来自于西域,被视为佛教的护法者,在佛教经典中频繁出现。波斯对狮子的崇拜也源远流长。古代波斯艺术常见人狮搏斗的题材。在传入中国后,人狮搏斗逐渐变为人狮和谐的艺术表现形式[2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

9青釉褐绿点彩双耳罐(图五)

高17、口径8.8cm,出土于扬州市汶河路,罐直口,粗颈,削肩,直筒形腹。颈肩部设对称泥条双系。腹部两面各以褐彩点绘鸡心形外圈,内均绘一圈蓝彩点,中间再点一褐彩点图案简洁明快,具有浓郁的西亚风格。

除上述器物外,经发现还有青釉褐绿点彩云纹双耳罐、绿釉模印堆塑龙纹盏等器物含有典型的西亚风格。此外,在唐城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瓦当等建筑残件。所发现瓦当都为莲花纹瓦当,当心为莲蓬状,当面饰8瓣莲花纹,边缘饰连珠纹等。这些纹饰为佛教文化中的典型纹饰,莲花是佛教艺术题材之一,作为纯洁神圣的象征,伴随着佛教的传入,深入到我国文化意识的各个领域,被赋予了新的表现形式和内涵,联珠纹被认为是受波斯萨珊王朝纹饰的影响,自北朝时开始传入中国,至唐代作为辅助纹样被大量用于瓦当、壁画等。

(三)产地

出土陶瓷器中除造型、纹饰等受到外来文化因素影响外,在扬州城市考古工作进行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产地在西亚或中亚的陶瓷类器物,根据考古发现,仅1987——1998年期间,就发现波斯釉陶器151件,陶器片133片,玻璃器碎片200余片[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器形有壶、罐、鼓腹水瓶、香料瓶及胆形瓶等多种。这些器物产地均不在唐代的中国,都是有西域传入。

10 西亚绿釉陶壶(图六)

高38、口径9、底径10cm

1965年扬州市汽车修配厂出土。唇口,高颈,丰肩,鼓腹,腹下渐收,饼形足,底心内凹。上部下方至肩置条形对称双耳。内外壁均施绿色釉。近底部有底釉,底足微露土黄色胎。通件饰弦纹和水波纹,此器造型硕大,具有鲜明的异域特色。    

三 金属器

金属器分金银器及青铜器两大类。

(一)金银器

夏鼐先生曾经指出,金银器皿到唐代才发达,可能是受到萨珊王朝金银器工艺的影响。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主要为珍禽瑞兽, 和以团花、宝相花、缠枝花为基本模式的植物图案。除此之外还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纹样, 主要有立鸟纹, 翼兽纹, 联珠纹和摩羯纹[4高山:《浅谈撒珊波斯王朝艺术对唐朝的影响》,《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7月。]。扬州金银器中的外来因素主要包金银钗中的飞天、摩羯等装饰纹样,以及受典型西亚金银器影响的银注壶等器物。摩羯纹来自梵语,也称摩伽罗,是一种动物纹饰,此种动物眼睛硕大,长鼻上卷,背鳍粗大,在中亚和西亚被视为和平与吉祥的象征。反映了唐朝和国外友好往来及文化交流。

11水晶银钗

1995年,扬州市蓝天大厦二期工地唐井出土。银钗为双股,上扁下圆。钗头部镶嵌“n”形水晶配饰,钗身为范铸的两根单股钗焊接而成。左右、正背面图案纹样相同,皆为半浮雕状摩羯鱼纹。

菱花形打马球铜镜

图七

海兽葡萄镜

图八

(二)青铜器

青铜器中的外来文化因素,是指铜镜上的唐草纹、葡萄纹、宝相花纹,打马球纹等纹样,器型主要有宝相花铜镜、菱花形打马球铜镜(图七)及海兽葡萄镜(图八)等。

唐草纹在中国俗称蕃莲纹或西蕃莲,最早出现在近东叙利亚地区,后与印度的莲花纹相结合,成为一种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为主要构图方式的装饰纹样。南北朝时代,莲花卷草纹饰传入我国,后来与我国固有之四季花纹饰相融合,而大盛于唐代。唐代的初期就有了扇状、莲花、石榴、葡萄、对叶等这五种唐草纹。宝相花纹饰来源于佛教文化,形成于8世纪中叶,持续到唐末,是各种唐草纹交杂中产生的花纹,主要以莲花(荷花)为母体,意为佛像庄严端正,传入中国后逐渐脱离宗教意义,象征美满,构成一种富有装饰性的艺术题材。唐人吸收这一外来文化用于器物装饰。

13菱花形打马球铜镜(图七)

直径18.5、厚1.0厘米

1965年邗江县泰安乡金湾坝工地出土。镜为菱花形,镜背纹饰是四名骑士,手执鞠杖,跃马奔驰作击球状;人与球之间衬以高山、花卉纹,显现出在郊外运动场比赛的情景。

马球又称为“波罗球”,马球运动源于波斯,汉代传入我国,到了唐代,此运动十分活跃,深得皇帝和贵族的喜爱,打马球铜镜是马球运动做为新兴的体育运动反映到艺术领域中的典型代表。

14缠枝葡萄纹铜镜

直径9.4、厚0.6厘米

1985年扬州市西郊,农业科学研究所下属跃进生产队出土。半圆钮,莲瓣纹钮座,主体纹饰为缠枝葡萄纹图案,其外饰一周锯齿纹及凸弦纹,辅助纹饰是缠枝纹带。

葡萄纹来自波斯与拜占庭,进入中国后与四神、十二生肖、瑞兽等纹样结合起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装饰纹样。铜镜装饰中普遍运用葡萄纹始于隋唐,到盛唐达到鼎盛。佛教艺术中菩萨手持葡萄是表示五谷不损,所以葡萄纹带有五谷丰豋的寓意。此外,葡萄枝叶蔓延,果实累累,也特别贴近人们祈盼子孙绵长、家庭兴旺的愿望,所以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装饰题材。铜镜中的海兽葡萄镜也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典型器物,海兽又称海马、翼马,来源于萨珊波斯。在撒珊波斯,翼马纹有崇高的宗教含义,萨珊王朝定祆教为国教,,在祆教里,翼马是日神米特拉的化身[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英国学者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曾写道: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6曹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与建构新文化的路径走向》,《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3月。]。唐代时期的扬州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便利的海陆交通和安定的环境,商业发展迅速,车水马龙,商铺林立,市井商人的叫卖声络绎不绝。走进商铺就可买到天南海北的商品,街上随处可见饭馆、茶楼、首饰店、杂货铺······至今在江苏各地特别是江淮次方言地区里还有一句妇孺皆知的成语——波斯献宝,它最早可能就是因波斯商人带来的大量精美物品而产生。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多元性,本土文化和异域文明在碰撞中产生绚烂的火花,反映在物质文明中的便是造型及其装饰艺术的丰富多彩。

扬州出土文物中无论是碑刻类器物,还是陶瓷类、金银器类器物,还是建筑装饰上,都有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它们的造型、装饰既含有明显的西域文化色彩,又有对这些外来文化因素的发展和创新。可见此时的扬州与世界的联系已非常紧密,外来文化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在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与创造上,主要有一下几个特点:1,不仅受到萨珊波斯、东罗马、粟特等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吸收了印度等南亚地区的文明影响,文化具有多元性与包容性;2,造型与纹饰的吸收与创新中更注重对外来文化创新,将其与本土文化结合,创造出符合本土生活和审美习惯的新造型、纹饰,尤其注重对西亚植物纹饰的吸收创造;3,扬州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创造上,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中介媒体,利用自己发达的商贸网络,通过海陆丝绸之路汇聚了各地商品,以此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