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果

读李墅《四相簪花图》

顾娟

内容提要:“四相簪花”的典故流传至今,已成为扬州乃至中国文化中传奇而亮丽的篇章。扬州博物馆藏清代画家李墅绘制的《四相簪花图》扇面,就是对于宋代著名历史典故的再现。此图造型准确、赋色清新,用笔干练而生动,墨清丽而淡雅,兼工带写,神态毕肖,足见其人物画功底之深厚,堪称其山水人物故事画的代表作。

关键词: 李墅  扇面  四相簪花

李墅,字石湖,后作石壶,号野人、石甫、伯子、壶道人。清末民初画家,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生,扬州人,居常府巷内,为“扬州八怪”后裔。幼承家学,后拜王柘村为师,是王小某再传弟子,得陈若木、莲溪指授,集诸家之长,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皆能。翎毛、花卉、走兽、草虫,又工书法。据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载:“画家李墅,字石湖,又号壶道人,居扬州常府巷内。初学画于王柘村,拓村画摹新罗山人一派。传自王小某,石湖为小某再传弟子。后于陈若木精研宋、元笔法,画学益进而上之,声誉日起。扬州画师初推王小某,王小某以后推陈若木,陈若木以后推李石湖。”[ 董玉书《芜城怀旧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30页。]

扬州博物馆藏《四相簪花图》扇面(图1),为清代扬州画家李墅的代表作之一。馆藏这幅扇画,描绘的是宋代“四相簪花”的典故,堪称李墅山水人物故事画的代表作。画面构图丰富,造型准确、用笔干练而生动,墨清丽而淡雅,兼工带写,神态毕肖,足见其人物画功底之深厚。画面场景用矮墙分割成两部分。左侧,三人头簪芍药,围桌而坐,所着官帽与官服各异,点出各自的身份。据画中题识,其中手持酒杯正欲畅饮者,应是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背对画面者侧首右视,将观者视线引往画面右侧:一官员刚刚赶赴宴席,侍女为其簪戴芍药,小童为其敬献美酒。四周垂柳翠竹、苍松碧草,点明了春末夏初的节候特征。整个画面工笔重彩,十个人物的姿态神情皆生动传神。人物面部晕染细腻,衣纹线条飘逸流畅,浓丽的色彩恰到好处地勾画出宴席间欢畅明快的氛围。

(插图 李墅《四相簪花图》扇面)

题识:韩魏公守广陵日,郡圃开金带围四枝,公选客具宴以赏之。时王圭为郡倅,王安石为幕官,皆在选中,尚缺其一公,谓今日有过至,即使当之。暮报陈太傅升之来。明日遂开宴折花插赏,后四人皆为首相。济川二兄大人指正  弟李墅

钤印:石湖(朱文)

一、源远流长的扇画艺术

扇面书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史料有载,宋、元时期,扇面书画极为流行,名作精品不少,其中不乏大气之作。而宋代以前的扇面书画,多在圆扇面上开展,真正将扇面书画艺术推向极致的是折扇面。

明清时期,折扇书画艺术开始盛行,明代“吴门四大才子”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他们技艺全面,无一不是扇面书画艺术的高手。

到了清代,扇面艺术更是登峰造极,文化人都喜欢在扇上舞文弄墨,使扇面书画艺术在中国大放异彩。“清初四王”、“金陵八大家”、“扬州八怪”等,无不在这一艺术领域纷争夺冠。

在这样的艺术大环境下,作为“扬州八怪”后裔的李墅,自然表现出对扇画艺术的极大热情。

扇面画的内容非常广泛,神话故事、人物动态、峰峦叠石、曲溪流水、村舍楼阁、闲草野花等皆能入画。

李墅,是扬州人,“四相簪花”的典故在扬州家喻户晓。将这一故事作为扇画的表现内容,也是对家乡的美好颂扬。

二、“四相簪花”的故事

四相簪花,是北宋时期的典故,最早出自于曾做过扬州司理参军的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说的是一种名叫金缠腰的芍药花,被时任扬州太守的韩琦剪下,插在了他宴请的四位宾客头上,后来四个人先后做了宰相。

扬州芍药与洛阳牡丹齐名。相传韩琦在扬州任职期间,官署后园有株芍药一枝分四岔,每岔各开一朵花,上下红,中间夹一圈黄蕊,俗称为“金缠腰”,又叫“金带围”。据说这种花开,城内就要出宰相了。韩琦想邀请三位客人一起观赏,以应四花之瑞。在扬州作客的王珪和王安石都接受了邀请,另一位官员因病不能前来,临时换了路过的朝官陈升之。四人聚会,各簪金带围一朵。此后三十年中,果然四人都先后当上了宰相。

三、“四相簪花”文化传承

“四相簪花”的佳话,后来还被文学名家所提及,如宋人陈师道《后山丛谈》、阙名《墨客挥犀》、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等著作中均有记载。宋陈师道《后山丛谈》卷一载文颇为详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三引《东皋杂录》,称此花为“腰金紫”,宋苏象先《丞相魏公谈训》卷十称此花为“重台紫花金束腰”,宋阙名《墨客挥犀》卷一称此花为“金腰带”;宋蔡儵《铁围山丛谈》卷六同,只是说过客是吕公著,并且说这个故事是听吕公著本人讲的:“维扬芍药甲天下,其间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缘者,名‘金腰带’。金腰带不偶得之。维扬传一开则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盖数数验。昔韩魏公异之,乃宴平生所期望者三人,与共赏焉,时王丞相禹玉为监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乃将宴,而一客以病方谢不敏。及旦日,吕司空晦叔为过客来,魏公尤喜,因留吕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带。其后,四人果皆辅相矣,或谓过客乃陈丞相秀公,然吾旧闻此,又得是说于吕司空,疑非陈丞相也。”这一佳话还有见之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三》;明代杨臣铮、萧良友著的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中有“韩琦芍药,李固芙蓉”条,更使“四相簪花”家喻户晓;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八·虞美人现瑞兆》附录《金带围》。在元末的一三六0年,江南昆山顾瑛家的春晖楼前,盛开的芍药中就出现过一枝“金带围”。顾瑛集其友七人,置酒于楼上,插“金带围”于瓶中,簪花赋诗,仿佛三百年前韩魏公故事重演。参与宴集的岳榆曾有诗及序述其始末。 

清初有两个扬州人,有感于韩魏公宴客插花,一个是在福建做过布政使的汪楫在《拟韩魏公宴客插花歌》写道:“花须历乱沾须眉”;另一个是王士祯的徒弟宗元鼎在《赠别王阮亭司李》中写道:“芍药昔簪才子鬓”,他还写过《拟韩魏公扬州芍药圃宴客歌》。王氏家族昔有一副著名对联:“碧纱笼护诗人草;金带围开宰相花”。上联典出唐代王播,显达为相后,寺僧以碧纱笼护其孤贫寄食时题于寺壁之旧作。下联记载了“四相簪花”的故事。 

乾隆下江南时将“四相簪花宴”带入京城,成为满汉全席的重要系列。 

当代武侠大家金庸著的《鹿鼎记》中扬州布政司慕大颜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韦小宝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可见“四相簪花”佳话流传之广。 

不但文人骚客时常提起“四相簪花”的佳话,而且艺术家也时常将“四相簪花”作为题材。最著名的当属“扬州八怪”之一黄慎曾作过《金带围图》扇面,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那是雍正二年(1724年),黄慎于“纳凉时节到扬州”。扬州,这座“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 商业繁盛的城市,文人荟萃,画家如林。黄慎与许多扬州名画家交往密切。黄慎在扬州作的第一幅画就是《金带围图》扇面。黄慎一到扬州就画这样一幅画,不为无因,无疑是结好扬州人的一份见面礼。后来他还画过一幅《韩魏公簪金带围图》(现藏扬州博物馆)。 

福建宁化人许舟于乾隆丙寅(1746年)作《世代簪花图》。上海宝山(今属上海)人钱慧安作《簪花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耸立两株青松,虬枝盘折,古藤披垂,气势非凡。松下湖石峻峭,芍药盛开。此图似是取意韩魏公邀客品赏芍药名品—金带之轶事。据说“此花开者,城中必出宰相”,后果如此言,品 赏此花的人,后皆入相。此画用笔工整,以钱线描写衣纹,人物神态各异,均有生意。色彩古雅,韵味高远。 

清代苏绣名家赵慧君所绣《金带围图》,纵高72厘米、横宽30厘米,由上海博物馆收藏。题材是折枝芍药,花枝约占整幅面积五分之一左右,余为题字、印章。绣面有画家、名人程庭鹭、吴大澄、张愿令等三十五人边款题跋。清末的通俗瓷画师、安徽新安郡人俞子明曾制一笔筒《四相簪花》。 

如此众多的艺术家钟情于“四相簪花”佳话也是迎合普通民众追求荣华富贵的心理。

作为扬州人,李墅自然对“四相簪花”这一典故十分熟悉,虽以相同的题材入画,但李墅却并未像普通民众一样求富求贵,而是凭借宽广的画路和娴熟的技艺,表达出一种平淡天真、率意自我的清新脱俗之感。

李墅集诸家之长,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皆能。其山水画,宗法宋元,力追四王,“得之象外”,“萧散简远”,墨色深厚,构图多变,且比较理性;花鸟画既能小笔勾描,又善大笔挥写,其作品常能用小写意格局,展现大写意的气韵和墨韵,兼取工笔和没骨的细致入微及丰富色泽;人物画传承新罗、小某法,造型准确、用色清新,用笔干练而生动,墨色清丽而淡雅,兼工带写,神态毕肖。 

此件《四相簪花》扇面,虽为方寸之作,但小中见大,意境深远,虽构图严谨,但画法多样,形象生动,色彩明快,体现了李墅在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